会议室的门在赵国强身后合上，余音未散。阳光从窗户斜切进来，照在桌角那叠材料上，纸页泛着白光。我坐着没动，手从帆布包带上滑落，掌心摊在膝头，呼吸比刚才稳了些。
可这安静没撑过半分钟。
“咳——”一声干咳打破沉寂。坐在调查组对面角落的男人站了起来。他穿件灰蓝中山装，领口扣得严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捏着一张折了三道的稿纸。
是张秀才。
我没出声，只抬眼看着他。他清了清嗓子，像是要念一篇大会发言稿：“各位领导同志，我是厂办宣传干事张文明。刚才厂长的话我也听了，但有些情况，我觉得有必要补充说明。”
他顿了顿，目光扫向我，嘴角往下压：“苏晚同志编小报是个人自由，这话没错。可问题是——她这个‘自由’，是不是占用了集体的时间？影响了生产秩序？损害了工人风气？”
没人接话。戴眼镜的调查员抬了下眼皮，笔尖停在本子上。
张秀才往前一步，声音拔高：“我亲眼见过她在上班时间写稿子！午休十分钟都不到，人就趴在桌上动笔，传阅私刊，组织女工抄录内容。这不是摸鱼是什么？这不是搞地下串联是什么？”
他说得斩钉截铁，仿佛真抓到了铁证。另一名调查员皱眉看他，没说话。
我依旧坐着，手指轻轻摩挲膝盖上的布料。等他说完，我才开口，声音平得像读通知：“我能看看我的考勤记录和班组产量报表吗？”
戴眼镜的那位抬头：“你是说你车间的正式记录？”
“对。”我点头，“请查一下我过去一年的全勤单、季度产量排名表，还有厂部存档编号。都在车间台账里，随时可调。”
那人看向同组同事。另一个人起身去翻资料袋，不多时抽出一份盖着红章的表格，递过来。
我接过，一眼扫过：三年零四个月，全勤；连续八个季度产量前三；上个月还因超额完成任务被通报表扬。我把表格转了个方向，推到桌前中央。
“再看看这个。”我又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三页纸，“这是我写的草稿，每一页都标了时间和日期，全是下班后写的，19:30到22:00之间。有夜校签到表为证，我每周二、四晚上都去上课，不在厂里。”
我把签到表也放上去。纸页平整，字迹清晰。
“还有这个。”我指尖轻点第三份材料，“是我们班组几位工友联名写的说明，写明从未见我在上班时间写稿或传阅刊物。她们知道我要留证据，所以主动写了这份备查材料。”
张秀才脸色变了变：“你……你这是提前串通好的！”
“哦？”我看着他，“你说我串通，那你呢？你说你‘亲眼所见’，可有凭证？有没有记录？有没有人证？还是说，你一张嘴，就能定我的罪？”
他嘴唇抖了抖：“我……我身为厂办文员，还能说假话不成？”
“能不能说假话，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戴眼镜的调查员忽然开口，语气冷了些，“你刚才说她午休写稿就是摸鱼，那工人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提升自己，也算违纪？照你这说法，夜校也不用办了？”
旁边另一个调查员轻咳两声：“老张，实事求是。咱们是来查问题的，不是来给人扣帽子的。”
张秀才额头开始冒汗，手里的稿纸捏得发皱。他想再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收回材料，重新装进信封，动作不急不缓。“我靠双手挣钱，凭本事吃饭。”我说，“谁想泼脏水，我不怕。但我警告一句——下次再编排我，别怪我把所有证据交到纪检组。”
说完，我坐下，双手自然放回膝上，脊背挺直，目光落在桌面正中。
屋里静了下来。张秀才站在原地，脸由红转白，最后低着头退回角落，一句话也没再敢说。
戴眼镜的调查员低头记了几笔，另两人交换了个眼神。其中一人把张秀才那份“证词”单独抽出来，贴了个“存疑”标签，夹进了文件袋。
窗外阳光爬上桌沿，照在我脚边那双洗得发白的布鞋上。一只枯叶不知什么时候飘进了窗台，边缘已经卷起。
我伸手，把它拂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