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背后追上来，吹得衣角一荡一荡。我骑得不快，布包搁在车前横梁上，轻了，却比来时更踏实。
纺织厂宿舍区的小路两旁，路灯终于亮了，昏黄的光洒在水泥地上，像倒扣的咸鸭蛋黄。我停好车，钥匙从裤兜里摸出来，冰凉的一小截金属。插进锁孔，拧动，“咔哒”一声——这回是开门，不是关门。
门朝里推开，屋子里静着，没人等我，也没人骂我。我跨进去，反手把门带上，背靠门板站了三秒。肩头忽然松了一下，像是压了十几年的东西，终于敢往下落。
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钉子上。那钉子是我上周自己敲的，不高不低，正好顺手。鞋脱下，摆正，鞋尖朝外。布包放在床边小凳上，没急着打开。我走到桌前，划了根火柴，点起煤油灯。火苗跳了一下，稳住，屋里顿时暖了一圈。
墙是灰的，地是水泥的，床是厂里配的铁架子床，吱呀作响那种。桌子旧得掉漆，柜子边角磨白。可这是我的。不是王桂香说“你住两天就得让出来”的屋子，也不是苏强喝醉了踹门要钱的地方。是我的。
我打开布包，先拿出那叠道林纸。新买的，厚实，雪白。裁成四张方块，用浆糊贴在床头墙上。动作慢，边角对齐，手指压平。白纸一上墙，整间屋都亮了。我不写字，也不画画。干净就是干净，白就是白，不用解释。
桌上那支绘图笔，拔掉笔帽检查了下，墨水满的。钢笔、铅笔、笔记本，一一摆开。按长短排好，像排版那样整齐。又从布包底掏出一小卷蓝格布，展开，铺在桌面当桌布。边角折了两下，压平。最后把煤油灯挪到桌角，灯光正好落在纸上。
我退后一步，看了眼。不像宣传栏，也不像车间黑板报。但这是我想要的样子：规整、清爽、由我说了算。
转身去窗台，打开木框窗户。夜风立刻涌进来，带着点秋末的凉意，吹乱额前碎发。我扶着窗沿站着，看外面。
远处纺织厂的灯火稀疏，几盏工棚灯还亮着，机器声隐约传来。以前听见这声音就烦，觉得是牢笼的锁链。现在听着，反倒踏实。那是我在的地方，但不是困我的地方。
我关了窗，没拉帘。屋里灯亮着，外面能看见，那就让他们看。我不躲了。
回到床边，坐下来。床垫有点硬，但干净。我躺下，头枕着手臂，望着那面贴了白纸的墙。呼吸慢慢沉下去，从胸口，落到肚子。好久没这么躺着了。不用想着明天怎么应付王桂香，不用盘算哪句话会惹她炸锅，不用防着苏强半夜砸门。
什么也不用防。
我闭上眼，嘴角自己翘了一下。
再睁眼，目光落在窗台上。那里空着。我想了想，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瓶——陈桂兰前些日子给的，装过蜂蜜，洗干净了，一直没舍得用。我把它放在窗台正中间，瓶口朝上，像等着插一朵花。
不一定非得有花。
我站了很久，肩颈一点一点松下来，直到完全塌进身体里。心也落定了，像一块石头沉进井底，不再晃。
屋里灯还亮着，门没锁。窗开着缝，风能进来，人也能进来。我愿意。
我走到桌前，翻开笔记本，写下一行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晴。今天，我有了自己的屋。”
写完合上，笔搁回原位，不偏不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