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退，车间的铁门在身后合上，我站在巷口石墩旁，手指还贴着内衣暗袋。那张信笺还在，边缘被体温烘得微潮，字迹清晰如刻：编号005，第3页右下角，三角标记少画了一笔。
不是警告，是提醒。
我抬眼扫过厂区公告栏。新贴的通知纸边齐整，红头文件格式，落款是市宣传部。标题写着《关于规范民间文化传播材料报送流程的通知》，内容不长，但有两句话扎进眼里：“基层群众自发编印的文化读物，凡内容健康、传播有序者，应予鼓励与引导”“严禁以个人恩怨为由，对合法文化活动进行诬告或打压”。
我认得这语气。不是官样文章，是有人特意把话说明白。
张秀才那份举报信早就被调查组驳回了，王供销也降了职，赵雅在后巷哭完就再没露面。厂里没人敢提《南风快讯》三个字，可也没人再拦着它往外传。昨晚还有个女工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苏姐，我想学排版。”
我把通知看完，转身朝东走。道林纸在帆布包里轻响，防伪标记的草图折得方正，一页没丢。
巷子尽头站着一个人。
还是那身深蓝工装，帽徽擦得发亮，公文包夹在腋下。他没看我，目光落在石墩上，手里那本《南风快讯》这次封面朝外，三角标记正对着晨风。
我脚步没停，走到他三步远的地方站定。
他这才转头，眼神和昨天一样沉，但嘴角动了一下，极浅的一笑。
“你可以拒绝。”他说，“但我希望你考虑。”
话落，他没等我回应，抬手将刊物轻轻放在石墩上。底下压着一张印刷体函件，白底黑字，《基层文化传播试点联络人邀请函》，编号005加粗印着，像在呼应那张纠错信笺。
我没伸手去拿。
他也没催，只说：“流程正规，不占你工作时间，也不用进编制。你做什么，怎么写，自己定。”顿了顿，“我只是搭个桥。”
风吹起他衣角，也掀了刊物一页。我看见他在第三页做了极细的铅笔批注——不是改字，是圈出一句话，在旁边写了两个字：有用。
我盯着那两个字，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能一眼看出标记少一笔。他不是随便翻了翻。
他是认真读了。
“你不怕我搞出事？”我开口，声音比自己想的还稳。
“怕。”他答得干脆，“但更怕没人敢写真话。”
说完，他退后一步，转身走了。步伐不快，却一步踩实一步，工装背影挺直如松。
我没追，也没喊。巷口安静下来，只剩风掠过纸页的轻响。
我低头，终于拿起那封函件。纸张厚实，边角裁得利落，不像厂里那种毛糙稿纸。翻到背面，空白处有一行手写小字，墨色匀净：
“错误已记，不必重来。路在前面。”
我捏着纸，站了很久。
然后把函件收进包里，和所有手稿放在一起。
太阳爬高了，我绕过厂区，往城东老桥走。路上人不多，自行车铃铛响过几声，卖豆浆的摊子刚收摊。我走得不急，帆布包贴着腿侧，一下下轻拍。
桥上的石栏旧了，裂了几道缝。我把包打开，一张张稿纸摊出来，油印蜡纸、剪报、读者来信、编号登记草表，全铺在夕阳下。字迹密密麻麻，有些歪了些，有些用力过猛，纸背都凹下去了。它们曾是我躲在更衣室里抄的、熬夜赶的、被人骂“不务正业”的东西。
现在它们晒着太阳。
我摸出火柴盒，抽出一根，划着。火苗跳起来，暖黄的光映在纸上。我看着那团火，没让它靠近。
几秒后，我吹熄。
火柴杆断了，我把它扔进江里。水波一荡，什么都没留下。
我把所有资料收回包里，拉紧拉链。
远处，新建的文化馆楼影落在地平线上，玻璃窗反射着最后一点日光。像一双睁开的眼睛。
我转身往回走，脚步比来时轻。工装袖口还沾着点纱线，但我已经不太在意了。
路还在脚下。
只是这一次，我可以选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