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罗布泊的太阳白得晃眼。
彭加木摘下眼镜，用衬衫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袖子早就湿透了，擦完还是一脸咸涩。他抬头看了看天，没有云，没有鸟，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太阳，白花花的，像一块烧熔了的金属，挂在正头顶。
他已经在戈壁滩上走了十六天了。
一九八年六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最后一次穿越这片“死亡之海”。彭加木是队长，五十五岁，上海人，搞生物化学的。出发前有人劝他，说你身体不好，别去了。他说，我身体好得很。
他身体其实不好。一九五七年就得过恶性肿瘤，胸口开过刀，肺切掉一块。这些年一直吃药，一直复查，一直往西北跑。他喜欢西北。一九六四年第一次到罗布泊边缘，隔着几百公里往里看，说总有一天要走进去。
现在走进来了。
考察队一共八个人，两辆车。六月十一号从若羌出发，往东南方向插，计划穿越罗布泊湖盆，到敦煌去。这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彭加木选的。
开始的几天还好。地面硬实的，车速能开到四十迈。到了十三号，进入湖盆中心，路就变了。盐碱壳像犁过的地，一块一块翘起来，车开上去哐当哐当响，震得人骨头疼。十四号，一辆车的钢板断了。十五号，另一辆车的变速箱坏了。
十六号，水没了。
不是快没了，是真没了。水箱里还剩一点，那是给车喝的。人喝的水桶见了底。司机小王把桶翻过来，滴了几滴在舌头上，润了润嘴唇。
八个人，两辆车，一百多公里外才有最近的兵站。没有水，走不出去的。
当晚，考察队用电台向部队求援。部队回电，说第二天派直升飞机送水。彭加木算了算账——直升机飞一趟，油钱、人工、损耗，加起来要两万块。考察队全部经费剩不到六千。
第二天早上，他把队员们叫到一起，说我们再往东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疏勒河古河道。找到了，就不用麻烦部队了。
有人说，彭教授，我们已经找过了，没有。
他说，再找找。
车队往东开了几十公里。没有河。只有望不到边的盐壳地，白茫茫的，像月球表面。太阳越升越高，车里热得像蒸笼。温度计贴在车窗上，水银柱指到四十八度。
中午一点半，车队停下。
彭加木下了车，在附近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他站在车边，看着远处，没说话。
有人问他，彭教授，怎么办？
他说，我再想想。
然后他上了吉普车。
车里闷热。太阳晒得铁皮发烫，车门把手摸上去都烫手。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从包里拿出一本地形图，翻到某一页，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写完，他把那张纸撕下来，折好，夹在地图册里。
然后他下了车。
他朝陈秘书走过去。陈秘书正蹲在车影子里整理东西。彭加木走到他跟前，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戈壁滩上安静，每个字都清楚。
“我去东边找水了。”
陈秘书抬头看了他一眼，随口“嗯”了一声，又低头继续整理东西。
彭加木转身往东走。
他没有带枪，没有带罗盘，没有带干粮。只背了一个军绿色的水壶，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衬衫。裤子是蓝的，布鞋是黑的。就那么一个人，往东走。
戈壁滩上下午两点的太阳，能把人晒昏。地面温度接近五十度，脚踩下去，滚烫的热气顺着裤腿往上窜。往前走几步，回头看一眼，车越来越小，人影越来越模糊。
他一直往前走。
走了多远？没人知道。走了多久？也没人知道。
四点多，陈秘书把东西收拾好，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他想起彭加木刚才说的话，心里咯噔一下——他说去找水，去了多久了？
他跑到吉普车跟前，拉开车门，想看看彭加木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地图册还在副驾驶座上。他翻开，那张纸条掉了出来。
“我去东边找水井。彭。六月十七日十时三十。”
陈秘书看着那个时间，脑子里嗡的一声。
十点半？现在都四点多了！
他跳下车，往东看。
东边，只有戈壁。灰白色的盐壳地，一直铺到天边。热气蒸腾，远处的景物扭曲着，什么都看不清。
他大声喊：“彭教授——！”
没有回音。
其他队员听见喊声，都跑过来。问清楚怎么回事，有人马上往东追。追了三四公里，地上看见脚印了——很浅的脚印，印在盐壳上，走了几步就没了。往前再追，还是一样。盐壳地太硬，留不下痕迹。
天快黑了。
有人提议，今晚原地等，说不定他自己走回来。
没人说话。大家都知道，在这地方，走远了，就回不来了。
当晚，考察队用车载电台紧急呼叫部队。部队连夜组织搜救。第二天天不亮，直升飞机就飞过来了。解放军出动了，方圆几百公里拉网式搜索。一天，两天，三天，一周，半个月……
没有彭加木。
没有人影，没有尸骨，没有水壶，没有草帽，没有衣服碎片。什么都没有。
搜救的人回来说，那地方，人是可以消失的。盐壳地下面有裂缝，深不见底，人掉进去，就没了。有流沙，人走着走着，脚底一软，就陷进去了。也有风沙，刮起来天昏地暗，找个地方蹲下来躲一躲，风停了，人就被埋了。
都是猜测。
那张纸条后来收进了档案馆。纸已经泛黄，铅笔字还在。“我去东边找水井。彭。”落款时间有人反复看过，说那个“十七”的“十”字旁边，好像有一点涂改的痕迹。像是本来写了个“十六”，后来描成了“十七”。也有人说那是纸折的印子，是光线的问题，是看多了眼花了。
不知道。
彭加木的儿子后来去过罗布泊。站在他父亲最后站过的地方，往东看。什么也看不见。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有人问他，你觉得你父亲还在吗？
他说，他走的时候五十五岁，我今年比他走的时候还大了。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七日，罗布泊东边，一个人去找水。
他再也没有回来。
三十多年后，罗布泊的太阳还是一样的白。戈壁滩还是一样的荒。风沙吹过，把所有的痕迹都抹平了。
只有那张纸条还在。纸上的字，清清楚楚。
“我去东边找水井。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