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日，沈迁都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

他把书架上的书一摞一摞搬下来，用鸡毛掸子扫去浮尘，再一摞一摞放回去。他没去细翻那些书，只把抽屉里的信件整理了一遍。

父亲的信不多，除了几封亲戚来的，就是他这些年从学校寄回的。他一封一封看过去，从民国六年在县里读高小，到民国九年在苏州读师范，再到这两年从上海寄来的。信越写越长，字越写越潦草，父亲却一封封都收着，整整齐齐叠在一起。

最上面那封，是他去年秋天寄的。信里说，学校里的同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先生，姓林，学问好，思想新，对他多有指点。还说，林先生送了他几本书，读了很有启发，等下次回来带给父亲看看。

父亲在这封信的末尾，用铅笔批了一行小字：

“林某何人？当戒之。”

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当戒之”。父亲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在想什么？

他想起林先生的样子，瘦瘦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说话时眼睛很亮，讲到激动处，会不自觉地用手比划。他想起林先生说的那些话：这个世道，总要有人站出来；读书人不能只坐在书房里；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再沉默就是帮凶。

这些话，他从来没有对父亲说过。

他把信收好，放回抽屉里。

傍晚时分，阿娥来敲门。

“娘叫你过去吃饭。”她在门外说。

他应了一声，站起来，推开房门。阿娥站在天井里，手里端着一盆水，正要往厨房走。夕阳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脸颊染成淡淡的红色。

“今天收得差不多了？”她问。

“嗯。”

“那些书……真要捐给镇上？”

沈迁愣了一下。他还没想好。

“娘说的那个小学堂，”阿娥顿了顿，“陈先生来问过几回了。”

“陈先生？陈济民？”

“嗯。”阿娥点点头，“他如今在祠堂那边帮忙，说小学堂的事，是他在张罗。”

沈迁想起那天在山坡上，陈济民说“有空来家里坐坐”。他还没去。

“他来过咱们家？”他问。

“来过两回。”阿娥说，“头一回是年前，来给娘拜年。第二回是上个月，来问爹的书能不能捐几本。娘说等你回来定。”

沈迁嗯了一声，往堂屋走。

晚饭摆好了。老太太坐在上首，沈迁坐她左手边，阿娥端了菜上来，在老太太右手边坐下。三菜一汤，一碗红烧肉，一盘炒青菜，一碟咸菜，还有一碗蛋花汤。

老太太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嚼着。她吃饭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阿娥吃得也很慢，筷子伸出去，轻轻夹一点，又缩回来。

沈迁忽然发现，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三个人一起吃饭了。在上海，他要么在学校食堂吃，要么在住处下一碗面，有时候和林先生一起去小馆子，边吃边聊，一聊就是一两个时辰。

可那些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家里还有两个人，也是这样吃饭的——只是不说话。

“那批书，”老太太忽然开口，“你想好了？”

沈迁放下筷子。

“还没。”他说。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吃完饭，阿娥收拾碗筷去厨房。沈迁坐在堂屋里，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老太太拨弄着佛珠，闭着眼，像是在养神。

“陈济民那个人，”老太太忽然说，“你觉得怎么样？”

沈迁想了想，说：“见过一回，没深谈。”

“他跟你爹是老相识。”老太太说，“当年一起考的秀才，你爹中了，他没中。后来他就去教书，教了十几年，前几年不知怎么回来了。有人说他在县里惹了事，也有人说他是自己不想干了。”

沈迁没接话。

“他来找你爹借过几回书。”老太太说，“每回都坐不久，拿了书就走。你爹说，这人肚子里有货，就是太直。”

窗外传来夜虫的叫声。沈迁看着老太太，等着她往下说。

“小学堂的事，他倒是上心。”老太太睁开眼，“隔三差五往镇上那些有书的人家跑，这家借几本，那家凑几本，说等办起来，让孩子们有书读。你爹要是还在，肯定支持他。”

沈迁想起父亲那行小字：“当戒之”。

老太太看了他一会儿，又闭上眼，继续拨佛珠。

夜里，沈迁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小块白。他盯着那白光，想起林先生的样子，想起父亲的那行字，想起陈济民站在山坡上说“因为我说了几句真话”。

他忽然想，那些话，到底是什么话？

第二天一早，他出门去了陈家祠堂。

祠堂在镇子东头，是三进的院子，青砖灰瓦，门口两棵老柏树。他去的时候，陈济民正蹲在院子里，对着一堆旧书发呆。

听见脚步声，陈济民抬起头，看见是他，笑了笑：“来了？”

沈迁点点头，走进去。

院子里堆着三四只木箱，箱子里的书乱七八糟放着，有些封面已经破了，有些缺了页。陈济民蹲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翻看。

“这都是镇上人家捐的。”陈济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你看这本，是《千字文》，光绪年间印的，字都模糊了。这本《三字经》还好些，能凑合用。”

沈迁蹲下来，翻了翻那些书。确实都是旧书，有些还是手抄本，字迹歪歪扭扭的。

“就这些？”他问。

“就这些。”陈济民苦笑，“愿意捐书的人家不多。有的舍不得，有的觉得读书没用。还有的，怕孩子读了书，就不肯种田了。”

沈迁没说话。他想起父亲书房里那一排排的书，整整齐齐的，都是好版本。

“你爹那些书，”陈济民看着他，眼神里有些期待，“能不能……”

“我还没想好。”沈迁说。

陈济民点点头，没再追问。他把手里的书放回箱子里，拍了拍手，说：“走，进屋喝茶。”

两个人进了祠堂的偏房。那是陈济民临时住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堆着更多的书。桌上放着一把茶壶，两个茶杯，茶壶里的茶早凉了。

陈济民重新烧了水，沏了茶。茶是粗茶，喝在嘴里有些涩。

“陈先生，”沈迁捧着茶杯，问，“你当年在县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回来了？”

陈济民沉默了一会儿，喝了一口茶，才慢慢说：“因为我跟学生讲了几句话。”

“什么话？”

“我讲民国了，讲共和了，讲这世道该变一变了。”陈济民看着茶杯里的茶叶，声音很平静，“有人听了，回去跟家里说了。家里又跟别人说了。后来传到县里，县里来人找我谈话，说我不该跟学生讲这些。我说，不讲这些，讲什么？他们说，讲《论语》，讲《孟子》，讲忠孝节义。我说，《论语》里也有‘仁者爱人’，《孟子》里也有‘民为贵’。他们说，那不一样。”

他抬起头，看着沈迁，笑了笑。

“后来我就不教书了。”

沈迁听着，心里忽然动了一下。他想说点什么，可又不知说什么。

“你那位林先生，”陈济民忽然问，“也是这样的人吧？”

沈迁愣住了。

“我听说了。”陈济民说，“镇上的人都知道，沈家少爷在上海交了个朋友，是个新派人物。传话的人不知道那人叫什么，只说是个姓林的。”

沈迁没否认。他想起父亲那行字，“当戒之”。

两个人沉默着喝了一会儿茶。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那些旧书上，照出飞扬的灰尘。

“你爹是对的。”陈济民忽然说，“这个世道，说真话的人，确实要小心。”

沈迁抬起头。

“可小心归小心，”陈济民慢慢说，“有些话，总得有人说。”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院子。那几箱旧书堆在太阳底下，风吹过来，书页哗哗响。

“我办这个小学堂，”他说，“不为别的，就想着，让孩子们识几个字，长大了，能自己看书，能自己想事。至于他们看了想了之后，会走什么路，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沈迁也站起来，走到窗边。

“陈先生，”他问，“你觉得，读书真能让人想明白事吗？”

陈济民回过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能想明白一点。”他说，“可也想不明白很多。”

他顿了顿，又说：“就像你，读了那么多书，从县里读到苏州，又读到上海，你把你自己的事想明白了吗？”

沈迁愣住了。

陈济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话。

从祠堂出来，已经是正午。太阳很毒，晒得青石板路发烫。沈迁慢慢走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他走到家门口，推开门。阿娥正在天井里晒衣裳，一件一件，抻平了，搭在竹竿上。那只花猫蹲在旁边，眯着眼晒太阳。

听见门响，她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回来了？”她说，“吃饭了吗？”

“还没。”

“那我去热。”

她放下手里的衣裳，往厨房走。沈迁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叫了一声：

“阿娥。”

她停下来，回过头。

沈迁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阿娥看了他一会儿，轻轻笑了笑，还是那句话：

“先去吃饭吧。”

她走了。沈迁站在原地，看着那竹竿上的衣裳在风里轻轻晃动。有一件是他的，是他在上海常穿的那件灰布长衫，阿娥洗了，熨了，晒在那里。

他走过去，伸手摸了摸。衣裳已经干了，有股阳光的味道，还有皂角的淡淡香气。

那只花猫睁开眼，看了他一眼，又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