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市立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室的无影灯亮得刺眼。
萧砚站在手术台前,右手握着显微器械,左手按在患者额头上。病人是三号床,五十六岁男性,脑干位置长了颗恶性肿瘤,位置极深,紧贴延髓。业内没人敢接这台手术,家属签了七份免责协议才让他上台。
他没戴帽子,高领毛衣的领口压住白大褂边缘,遮住了右肩胛骨的位置。金丝眼镜反射着显微镜的光,镜片后的眼神没有波动。手术已经进行了六小时二十三分钟,最关键的一步即将开始——剥离肿瘤与延髓之间的粘连组织。
“准备生理盐水冲洗。”他说,声音不高,但整个手术室的人都听得清楚。
护士递来器械托盘。他换上最细的一把镊子,指尖稳定得像机器校准过。显微镜视野里,那团灰黑色的瘤体像一颗埋进肉里的铁钉,周围缠着细如发丝的血管和神经束。他用镊尖轻轻拨开一层膜,动作慢得几乎看不出移动。
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我好冤啊。”
声音不是从耳朵进来的,更像是直接钻进脑子里。沙哑,带着哭腔,女声,年纪不大,语气里全是压抑不住的怨气。萧砚的手指猛地一抖,镊子碰到了一根微小的静脉。
“出血。”麻醉师立刻提醒。
他咬住后槽牙,强迫自己盯住显微镜。视野中那根破裂的血管正在渗血,必须马上处理。他迅速夹闭,用棉片轻压止血,动作干净利落,没人看出他刚才那一瞬的失控。
可那个声音还在。
“救救我……我不是自杀的……”
他没听见后续。耳鸣忽然加重,眼前画面晃了一下,像是信号不良的电视屏幕。他深吸一口气,鼻腔里全是消毒水和血液混合的味道。手指继续操作,缝合,清理,确认无活动性出血。
十分钟。
再撑十分钟。
他心里默数。肌肉记忆接管了大部分动作,多年训练形成的本能让他能一边思考一边完成精细操作。他知道现在不能停,一旦中断,病人可能当场脑死亡。他也知道,刚才的声音不属于手术室里的任何人。
没有心跳监测报警,没有家属闯入,没有突发停电。
什么都没有变。
只有他听见了。
最后一针缝合完毕,他退后半步,摘下手套。“送ICU,密切观察二十四小时。”他说完,转身走出手术室。
门在身后合上,走廊灯光比手术室暗一些。他脚步没停,直奔医护专用洗手间。推门进去,刷卡开门禁,走进最里面的隔间,反锁。
然后他脱掉白大褂,扯开高领毛衣后领,扭头看向墙上的镜子。
右肩胛骨下方,一道淡金色的印记正微微发烫,颜色比平时深了一点,边缘泛着红晕,像是被热水烫过后的皮肤反应。他伸手摸了一下,触感滚烫。
他低头,干呕。
胃里空的,只吐出一点酸水。额头抵在冰凉的瓷砖上,喘气。三秒钟后抬头,重新整理衣服,拉好毛衣,穿回白大褂。镜子里的男人脸色有点白,但眼神依旧沉。
他走出隔间,洗手,擦手,开门。
走廊上安静。夜班护士在远处交班台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字句清晰。
“三号床家属又来了,说手术超时太久,要投诉萧主任。”
“不是说成功了吗?人活着出来了。”
“活着也不行啊,他们家儿子本来要赶末班高铁去上海面试,结果被叫回来签字。现在闹着要赔偿精神损失费。”
“唉,这种事哪说得清。不过你说萧主任也真是拼,每次都接最难的活儿,图啥呢?”
“谁知道,听说他以前失踪过三年,回来就变成这样了。冷冰冰的,话都不多讲一句。”
两人说着,端着记录本走远了。
萧砚站在拐角阴影处,听完全部对话。三号床病人还活着,家属只是因为耽误行程而抱怨,并没有人提到“死人说话”这种事。说明那句“我好冤啊”,只有他自己听见。
他走出来,步伐平稳,点头回应刚路过的一名值班医生。对方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他会主动打招呼。
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坐下。
桌上放着一杯凉透的黑咖啡,旁边是一份未看完的病例报告。电脑屏幕还亮着,显示的是刚才手术的实时影像回放。他没去看影像,而是盯着自己的手。
右手食指有轻微颤抖。
不是疲劳。他做过更久的手术,最长连续站过十四小时,结束后还能去健身房跑步。这次不一样。那种耳鸣、视线模糊、身体排斥继续执刀的感觉,是第一次出现。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把银质手术刀。这不是医院配发的器械,是他私人定制的,全长十八厘米,刀柄刻着一圈细密符文,据说是某位老道士临终前交给他的。他不懂这些,但习惯随身带着。
他把刀放在桌面上,看着它。
然后闭上眼。
脑海里再次响起那个声音。
“我好冤啊。”
不是幻听。幻听不会伴随咒印发热。幻听也不会在手术最关键时刻精准切入,像某种信号传输。
他睁开眼,拿起手机,翻通讯录。
想找人问。
但找不到。
没人知道他能看见亡魂,也没人知道他右肩上有道会反应的咒印。医学院的同学以为他失踪三年是去国外进修;同事觉得他性格孤僻是因为单身太久;院长欣赏他技术,但也说过“萧主任太不像医生,倒像个法医”。
他放下手机。
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医院后院,一片小树林,夜里没人走动。再远处是城市灯火,霓虹闪烁,车流稀疏。这座城市的夜晚从来不真正安静。
他想起七岁那年。
火灾现场,浓烟滚滚。他冲进去,背出一个小女孩。女孩趴在他肩上咳嗽,突然说:“你身后有穿红衣服的阿姨,她在哭。”
大人把他拉开,打了一巴掌,说他在胡说八道。
后来他被送去孤儿院。
再后来,他考上顶尖医学院,以年级第一毕业。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留在教学医院做教授,但他消失了三年。
回来时,他已经能在太平间听见尸体的心声。
起初以为是压力太大导致的精神问题。他做过全套心理评估,脑部CT、核磁共振、PET扫描全正常。医生说他健康得像个运动员。
可他知道不对劲。
这些年,他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手术中听到模糊低语,查房时看到病房角落站着不该存在的人,值夜班时听见走廊尽头传来哭声,过去却什么都没有。
每一次,右肩的印记都会发热。
但他一直当它是慢性炎症或神经病变。直到今晚。
这一次太清晰了。
“我好冤啊。”
不是求救,不是指引,是控诉。
而且是在他动刀的瞬间传来的。
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件备用白大褂,叠好放进储物柜。动作机械。脑子里反复回放那句话。
不是幻觉。
也不是精神分裂前兆。
是真实的交流。
某个已经死去的人,通过某种方式,把她的执念投射到了他身上。而他的身体,以咒印的形式作出了回应。
他锁上柜门,走出办公室。
走廊灯光昏黄。保洁员推着拖把经过,冲他笑了笑。他点头回礼。
走到电梯口,按下下行键。等了几秒,又收回手。
不去地下停车场。
不回家。
他还得再等等。
他靠墙站着,双手插进白大褂口袋。左手摸到一张黄符,皱巴巴的,写着“镇”字。他也记不清是谁给的了。右手握住银质手术刀。
脚步声从另一端传来。
他抬头。
没人。
可他感觉到空气变了。
温度降了半度。
呼吸时能看到白气。
他不动。
几秒后,白气消失。
他仍靠墙站着,像在等人,又像只是累了想歇会儿。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但他知道,刚才那阵冷意,和手术时听见声音前的感觉一模一样。
有人在找他。
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在试图联系他。
他闭上眼,低声说:“你要什么?”
没有回答。
只有远处护士站传来的电话铃声。
他睁开眼,走向楼梯间。
一步步往下走。
每下一层,空气就越冷一点。
走到B2层时,他已经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
这里是医院的设备区,平时很少有人来。管道纵横,灯光昏暗。尽头是太平间的入口,刷门禁才能进。
他站在门外。
门禁读卡器亮着绿灯。
他没有卡。
但他知道里面有人。
不是活人。
是刚才那个声音的主人。
他抬手,敲了三下门。
咚、咚、咚。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地下空间里传得很远。
里面没动静。
他等了三十秒,转身离开。
走上楼梯时,右肩的印记已经不烫了,恢复成平常的淡金色。但他知道,这事没完。
那句“我好冤啊”,不会无缘无故找上他。
更不会偏偏在他动刀的时候出现。
他回到一楼大厅,穿过急诊通道,走向出口。
外面下雨了。
雨点砸在地上,溅起水花。他没带伞,也没叫车。站在屋檐下看了会儿街对面的便利店,最终还是转身往回走。
他去了值班休息室。
拿了自己的包,里面有备用手机和一张SIM卡。这张卡不在任何通讯录里,只用来接收特定信息。
他开机。
一条新消息。
只有一个字:【来】。
发信号码未知。
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把手机放回包里。
坐下来,靠在沙发上。
闭眼。
他知道明天还得查房,还得看术后病历,还得应付家属的质问和领导的问询。
但他也知道,有些事,已经变了。
那个声音不会再来第二次。
除非他回应。
除非他走进去。
而现在,他已经站在了门槛边上。
雨还在下。
医院走廊的脚步声渐渐少了。
他睡不着。
睁着眼,看天花板。
脑子里一遍遍回放手术的画面,剥离肿瘤的每一个动作,镊子的角度,光线的变化,麻醉师报的生命体征数值。
还有那一声。
“我好冤啊。”
他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这不是疾病。
不是幻觉。
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在通过他做手术的过程,传递信息。
而他,是接收者。
他坐起来,翻开笔记本,写下一行字:
“亡者心声出现时间:手术第6小时28分钟,刀尖接触延髓粘连组织瞬间。”
下面画了一条横线。
再写:
“右肩咒印发热,持续约17分钟,触感温度约41℃。”
合上本子。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证据。
但他知道,从今晚起,他不能再当自己只是一个医生了。
他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或者,被选中了。
但他不想信命。
他只想搞清楚。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是这句话?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雨停了。
街灯映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像一条条发光的蛇。
他看着外面,站了很久。
直到天边微微发白。
他整了整衣领,走出休息室。
走廊空荡。
他走向电梯,按下上行键。
要去查房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但他知道,有些夜晚留下的东西,不会随着天亮消失。
那个声音还在他脑子里。
“我好冤啊。”
他低头看了眼手表。
六点零三分。
他走进电梯,按下7楼。
门关上前,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通往B2的楼梯口。
那里漆黑一片。
什么都没有。
但他知道,昨晚的事是真的。
他按下关门键。
电梯上升。
他闭上眼。
准备面对接下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