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街比想象中更窄，两旁砖墙低矮，晾衣绳横七竖八地牵着，几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在风里晃。我低头看了看手表，五点二十三分，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去，但天色已经开始泛灰。脚下的路从水泥转成碎石，踩上去咯吱响，帆布包里的样张被我攥得有点潮。
印刷厂的铁门半开着，上面锈迹斑斑，挂着块木牌，写着“城西集体印刷组”六个黑漆大字，字迹歪了半寸。门口蹲着个穿旧工装的男人，正就着搪瓷缸子抽烟，看见我走近，抬了抬头。
“找谁？”他嗓音粗，但不凶。
“找陈老板。”我把包往上提了提，“谈印刷的事。”
他眯眼打量我一眼，没说话，冲里头喊了一嗓子：“老陈！有人找！女的！”
我没笑，也没恼。这种地方，女人上门谈生意本来就不多见，能不被轰出来就算顺利。
屋里传来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接着一个中年男人探出身来。头发花白，背微驼，但眼神亮，手里还捏着一把校对尺。他上下扫了我一眼，视线落在我肩上的包上。
“进来说。”
院子里不大，堆着些纸卷和油墨桶，角落里一台老式铅印机安静地立着，像头歇下来的牛。他拉开一张掉漆的木桌前的凳子，示意我坐。
“你说印东西？什么内容？”
我打开包，把《小城新风》的样刊递过去。一共六页，手工装订，封面用蓝黑墨水写了标题，底下一行小字：“第一期·试刊号”。
他接过，翻开，动作很慢。先看排版，再看栏目设置，看到“政策风向窗”那一页时，手指顿了一下。
“你写的？”
“我编的。”我说，“内容我自己审过，不越线，也不空喊口号。工人看得懂，也愿意看。”
他继续翻，又看了两遍目录，忽然问：“这插图位置是你标的颜色笔？红的是留白，蓝的是配图？”
“对。”我点头，“如果能配合制版，我会提供清稿示意图。”
他抬头看我，眼神变了点，不再是刚才那种例行公事的冷淡。
“你还懂制版？”
“我不操作机器，但我清楚想要什么效果。”我直视他，“字号不能小过四号，标题要加粗，边栏至少留一指宽。纸尽量用厚一点的新闻纸，别拿糊墙的那种凑数。”
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行啊，女工里头能说出‘边栏’的，你是头一个。”
我没接这话，只问：“能印吗？一期五百份，先试水。”
他合上样刊，放在桌上敲了敲，整了整边角。
“能印。价格也好说——你们这种小刊物，我们接得少，但不是不接。按页算，每千张三块六，纸另算。你要五百份六页刊，连工带料，不到三十块钱。”
比我预想的便宜。
“什么时候能开机？”
“你今天能把清样定下来，明天上午就能印。”
我从包里抽出另一份誊抄整齐的终稿，递过去：“这是我今晚要你确认的版本。如果有问题，现在改。”
他接过，戴上老花镜，逐行看。足足十分钟，没说话。最后摘下眼镜，点点头：“错字两个，一处标点不当，其余没问题。排版清爽，话也实在。比文化馆那些官样文章强。”
他站起身，朝里屋喊：“小李！准备制版板！明天印《小城新风》！”
屋里应了一声。
我心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松了一寸。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天刚亮，厂里工人陆续进来，陈老板亲自带着技术员调设备。我站在铅印机旁，看着他们铺版、上墨、试印第一张清样。
“你真要加粗标题？”技术员问。
“加粗。”我说，“标题必须一眼看得清。读者翻到手，前三秒决定留不留。”
陈老板在旁边听着，没拦，只摆手让照做。
油墨味渐渐浓起来，机器发出低沉的嗡鸣。第一张正式印刷品出来时，我伸手接住，指尖蹭到未干的墨迹。
封面四个字——《小城新风》——清晰锐利，笔画饱满。内页文字整齐，留白恰到好处，连我用铅笔标出的插图框都还原得一丝不差。
我翻到最后一页，轻轻抚过纸面。不是手抄时那种颤抖的字迹，也不是油印社那种模糊重影。这是真正的印刷品，规整、体面、有分量。
“怎么样？”陈老板站在我旁边问。
我抬起头，笑了笑：“比我想象的还好。”
他哼了一声：“你这姑娘，做事有谱。以后要印，随时来。我们小厂接不了大单，但印你这种讲人话的刊，乐意。”
第一批五百本打包好，用牛皮纸捆成三摞，我抱起最上面那一摞，轻得几乎不敢信。可它是实打实的，是能拿出去发、能摆在供销社柜台、能被人带回家读的东西。
走出厂门时，路灯刚灭，天光彻底亮了。我站在街口，把杂志往怀里紧了紧，转身朝纺织厂方向走去。
风吹起我额前的碎发，我把脸偏了偏，脚步没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