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着那摞《小城新风》走进厂区时，天光正好落在细纱车间门口的水泥地上，照得人影都清清楚楚。几个女工在机台前换班，看见我手上崭新的杂志，眼睛一亮。
“印出来了？”林晓雅第一个冲过来，伸手就要翻，“真成书了？”
我没拦她，只把最上面那一本递过去：“第一批五百份，全印好了。”
她一页页翻，指尖压着纸边，声音越念越高：“‘政策风向窗’？哎哟这标题起得真利索！还有插图框？你连这个都想到了？”
旁边几个工友也围上来，有人接过另一本，有人直接念出声：“‘三分钟看懂计生新规’？苏晚你这不就是把广播站的话写明白了吗？谁看不懂啊！”
我站在人群中间，没笑也没说话。但心里那口气，是实实在在松了下来。上一次这样踏实，还是前世签完百万级项目合同时。那时候用的是PPT和打印机，现在靠的是铅字和新闻纸——可这一摞轻飘飘的刊物，比什么年终奖都沉。
中午我在食堂打了饭，特意绕去厂办大楼后墙的公告栏。那里还贴着上周刚换的黑板报，是我写的“五一劳动节特刊”。底下一行粉笔字写着“主编：苏晚”，被人用红笔圈了一下，旁边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
我盯着那颗星看了两秒，转身走了。
下午三点，我背上帆布包，把第二批稿子仔细夹进文件夹。封面还是蓝黑墨水写的《小城新风》，只是这次右下角多了行小字：“第二期·筹备中”。纸张我已经按页数分好类，连油墨浓度都标了备注。陈老板说过，只要清样定下来，明天就能开机。
西河街比早上安静了些。晾衣绳上的工装裤垂着不动，阳光斜切过窄巷，在碎石路上划出一道金线。我走到印刷厂铁门前，推了一下——门没锁，但院子里没人。
“陈老板？”我喊了一声。
屋里传来拖鞋声，接着是那个穿旧工装的男人探头出来。他看见我，眉头动了动，没像上次那样问找谁，只摆手让我进去。
“老陈在里头。”他说，“等你呢。”
我点头，抬脚往里走。院子角落那台铅印机静静立着，可旁边的工作台上空空如也，连制版板都没铺开。
陈老板坐在桌边，手里捏着校对尺，见我进来，抬了下手：“来了。”
“机器怎么没开？”我放下包，直接问。
他没答，指了指对面凳子：“坐。”
我不坐，只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纸到了吗？昨天说好今天到货。”
他低头搓了搓手指，声音放低：“没到。”
“为什么？”
“调配站那边……卡住了。”他抬头看我一眼，“说是库存紧张，优先保国营厂。”
我皱眉：“我们订的是普通新闻纸，又不是特种纸，怎么会紧张？上个月你们还给文化馆印过八百份宣传册。”
他摇头：“我也问了。他们只说‘上面有指示’，让我们缓一缓。”
“谁的指示？”
他嘴唇抿成一条线，不说话。
我盯着他：“是不是有人打了招呼？不让你们接我的活？”
他眼神闪了一下，依旧不开口。
我伸手去拿文件夹，动作不急，也不软：“陈老板，咱们合作第一天你就说了，愿意印讲人话的刊。这话你还作数吗？”
他叹了口气：“作数。可我一个小集体组，顶不住压力。刚才厂办来电话，说有个材料要查备案，涉及‘非正规出版物使用公家渠道资源’的问题，让我先停一停。”
“厂办？”我声音没变，“哪个厂办？红旗纺织厂？”
他没否认。
我心里一下子透亮了。不是纸不够，是有人不想让我印。
“是谁让你停的？”我问。
“不方便说。”他把校对尺搁下，“你也别为难我。等风头过去，咱们再谈。”
我收起文件夹，点点头：“行。那我等消息。”
走出铁门时，太阳已经偏西。我站在街口，怀里空空，手上也没有合同。风吹过来，把额前的碎发吹乱，我抬手别了别，没回头。
回程路上，我经过供销社门口，看见玻璃柜里摆着几本外地来的《青年文摘》。封面光洁，字体规整，发行单位印得清清楚楚。
我站在那儿看了三秒，转身朝纺织厂方向走去。
快到厂区大门时，办公楼三层的一扇窗后，周炳坤放下手里的样刊。他刚刚亲自给纸张调配站打了电话，确认第二批纸确实“暂时无法调拨”。他又给陈老板留了话，措辞温和，只说“建议暂缓”，没提任何惩罚。
他翻开笔记本，写下一行字：“关于加强基层文化传播管理的初步建议”。笔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防止无序传播影响生产秩序”。
写完，他轻轻吹了吹墨迹，嘴角微不可察地扬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