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开抽屉，将文件夹塞进去，没再理会抽屉里的旧稿纸，合上了抽屉。
我回到宿舍时天已经擦黑，楼道里那盏十五瓦的灯泡闪了两下，照得水泥地泛着灰白。帆布包还搭在肩上，里面装着没用上的第二批稿子，沉得像块铁。我把包放在床边小木凳上，没开灯，也没换鞋，就站在那儿看了会儿窗外。
窗玻璃裂了一道缝，是去年冬天苏强砸的，一直没人修。风从缝隙钻进来，吹动了贴在墙上的道林纸一角。那是我裁好用来做版式的草稿，整整齐齐排着栏目框线，连字间距都标了毫米数。现在它们空着，像等饭吃的嘴。
转身去烧水。
水壶坐上炉子，煤油灯点亮后屋里才有了点人气。我脱了外套挂好，顺手把帆布包里的笔袋拿出来，检查了一遍绘图铅笔和橡皮。这些都是新买的，一支没舍得用。我向来讨厌脏乱差，车间里飞棉絮我也忍了，可文具必须干净。
热水刚冒汽，我听见楼下传来自行车铃声。两短一长，是厂里年轻人的习惯。我没在意，倒了杯水坐在桌前，翻开笔记本写明日行程：西河街、印刷厂、陈老板、问纸。
其实我知道纸不会来。
昨天调配站那套说辞太熟了，“库存紧张”“优先保国营”，听着规矩，实则刀子藏在棉花里。我能猜到是谁动的手——办公楼三层那个背影我认得，周炳坤翻我样刊时的眼神也忘不了。他怕我抢饭碗，更怕女工也能写东西这事儿成了真。
但我不能闹。
一闹就成了争资源，就成了“女工不安分”。我前世见多了这种局，越是跳脚骂人，越显得你没理。我现在要的是把刊物印出来，不是当个刺头。
水喝完，灯芯调低，我躺下睡觉。被子盖到胸口，眼睛睁着。脑子里过着第二期的内容框架，想着“政策风向窗”下一期该讲什么，计生？工龄？还是子女顶岗？想得细，是为了不让自己去想那堆印不了的纸。
第二天一早，我背上包照常出门。
晨风有点凉，我把衬衫领子翻起来，骑车穿过厂区主道。阳光斜照在细纱车间屋顶上，亮得晃眼。我没停，直奔西河街。
快到印刷厂时，老远就看见一辆绿色运输车停在铁门前，两个工人正往下搬纸捆。麻绳扎得紧，新闻纸泛着微黄的光，是我要的那种。
我下车推着走完最后一段路。
陈老板听见动静迎出来，脸上带着笑：“哎哟，苏同志来得正好！昨晚上通知下来的指标，今早八点前货就到了。真是巧，前脚卡住，后脚就通了。”
我没接“巧”这个字。
只问：“用途写的什么？”
“基层思想建设辅助材料。”他念得一字不差，“备案号也补上了，宣传部那边直接对接的，我们这边只管签收。”
我点点头，没再问是谁办的。
院子里，铅印机旁边的工作台已经铺开制版板，我的清样被压在玻璃板下，一个角用墨水瓶镇着。阳光照进来，纸面平整，字迹清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走进去，伸手摸了摸新到的纸堆。粗糙，吸墨，是最普通的新闻纸，但此刻摸着像绸缎。
陈老板说机器马上能开，问我是否要留下来核对第一张打样。
我说不了，得回厂里上班。今天三班倒，我轮中班。
他应了声，递给我一份签收单让我签字。我掏出钢笔，写下名字，日期一笔一划写清楚。
走出铁门时，我把帆布包背带往上提了提，脚步比来时轻快。路过厂区大门，我放慢车速，抬头看了眼办公楼三层。窗帘拉着，看不出有人。
我没停，也没挥手，更没说谢谢。
但我知道是谁。
那个穿深蓝工装的男人，上次见面不过说了几句话，连茶都没喝完。他没问我缺不缺纸，也没说能帮什么忙。可就在我不开口、不求助、甚至连情绪都没露一点的时候，事情解决了。
不是大张旗鼓，不是雷霆手段，就是一个电话，一句备案，一张用途说明。
真正的支撑，从来不是喊出来的。是在你沉默时，有人替你把路铺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