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天光已经漫上来，机器声还没响，厂区静得能听见纸页翻动的轻响。桌角那叠账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捆用麻绳扎好的信件，封皮上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纸。
刘娟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个搪瓷缸，热气往上冒。她没进来，只把缸子轻轻放在门边的小凳上，低声说：“苏姐，昨儿陈桂兰姐交代的事，我接手了。”
我没抬头，应了句：“嗯。”
她没走，站在原地搓了下手套边缘的线头，“四十七封信，我都拆了。有三十二封是女工写的，求着问工资条怎么算、厂里福利房怎么排号；九封是提建议的，说咱们刊物字太小、插图太少；还有六封……是夸的。”她顿了顿，“校样我也看了，错五个地方，抄稿的人把‘补贴’写成‘补帖’，‘婚育政策’漏了‘育’字，还有两处标点错了，一处段落接不上。”
我说：“那你改了吗？”
“改了。顺手写了张纸条，列了几条常错的字，建议以后让抄的人先看一遍。”她声音低下去，“我知道我以前……做过错事。可我现在只想把活干好。”
我这才抬眼。她站得笔直，眼睛不敢看我，手指却紧紧攥着衣角，像是怕自己一句话说错又要被赶出去。
“你能把错字找出来，就说明心里有准绳。”我把桌上那摞信推过去，“这些以后归你管，一个字都不能错。”
她猛地抬头，嘴唇动了动，最后只点了点头，把信抱走了。
中午饭点，我拎着饭盒去屋后檐下吃饭，发现刘娟也坐在那儿，捧着个粗瓷碗，一口一口慢慢吃。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她赶紧放下筷子，想站起来。
“坐着。”我把饭盒打开，夹了块咸菜递过去，“吃你的。”
她没接，手僵在半空。我索性把咸菜搁她碗边上。
“你妈身子好些了吗？”我问。
她一愣，眼圈忽然红了，“上个月咳得厉害，现在……好多了。孩子也开学了，学费是我自己凑的，没再借张秀才的稿纸。”
我嚼着米饭，点头，“你知道张秀才那会儿为啥拉你传话？”
“因为我穷，因为我不敢不听。”她低头看着饭，“我不是坏人，可那时候……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我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写着下月起增加两名编外人员补贴的申请，其中一笔名字是“刘娟”，用途写着“读者来信整理与校对专项”。
“明天交给厂办。”我说，“工时也给你调了，早上晚来半小时，够你送孩子上学。”
她没哭，也没道谢，只是把饭盒盖慢慢合上，手指压在边沿，压得发白。
黄昏前最后一道光斜进编辑角，我正翻一份回信草稿，听见门被推开。刘娟进来，把一叠纸放我桌上，整整齐齐码成个方块，最上面压着张纸条：“明日七点前完成终校。”
我翻开第一份，是封给郊区女工的回信。那人说丈夫藏工资、不让她学识字，日子像黑屋子。刘娟写道：“你说你不识数，但他算计你的时候，你每一笔都记得清。这不是账，是你的命。”落款是“一位也曾低头过的姐妹”。
我没改一个字。
她转身要走，我又叫住她：“以后这些信，署名就写‘小城新风·回音’，不用化名。”
她背对着我，肩膀动了一下，没回头，点了下头。
灯还亮着，我坐在桌前，翻下一期的栏目单。窗外机器声终于响起来，节奏平稳，像往常一样。桌面上那叠校对稿纹丝不动，边缘对齐桌沿，一角压着那张“明日七点前完成终校”的纸条。
我拿起铅笔，在“读者互动”栏画了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