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车间换下工装，手里还捏着半截铅笔，准备去宣传栏贴新一期的安全提示。昨天那场雨把地面泡得松软，砖缝里渗出湿气，踩上去有点打滑。
我蹲下身，指尖抹平标语边缘的一道褶皱。这活儿不大，但我向来讨厌歪歪扭扭的东西。前世做版面时，连一个像素的偏差都忍不了，如今虽只是手写张贴，也改不了这毛病。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不急不缓，停在两步开外。
“你贴的东西，总是最齐的。”
声音不高，语气像在陈述事实。我回头，看见陆承洲站在斜后方，公文包夹在腋下，另一只手拿着本子。他穿着深蓝工装，袖口整整齐齐卷到小臂，不像那些随便一挽就露出脏线头的干部。
我没起身，继续压了压纸角：“总得有人干点让人看得顺眼的事。”
他轻笑一声，在旁边站定。“我是来登记各厂宣传更新频率的。”他翻开本子，笔尖悬着，“红旗纺织厂黑板报每周一更，内容涵盖生产安全、政策解读、职工生活——是你负责的？”
“算不上负责，就是闲着没事写写。”我拍了拍手站起来，掸掉裤子上的灰，“你们宣传部现在管这么细？”
“不是管，是看。”他说，“我看过了，排版清楚，话也说得明白。比有些单位抄文件强。”
我挑眉：“你还真看了？”
“不止一遍。”他合上本子，目光落在我脸上，“尤其是‘工资条看不懂’那期，有理有据，还配了图示。工人能看懂，才是真有用。”
我愣了下。这话听着寻常，可一个体制内干事，能说出“有用”而不是“合规”，已经算是难得。
“那你今天来，是表扬我？”我抱着手臂，“还是例行检查？”
“调研。”他答得干脆，“顺便看看能不能学点新办法，回去教别人。”
我没再呛声。这种话说多了反而显得心虚。我转身去翻帆布包里的备用纸张，余光却瞥见他没走，而是低头看了看脚下被雨水泡发的传单，顺手捡起来折好，塞进了旁边的铁皮箱。
这个动作很小，但很准。
我没说话，心里却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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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文化馆查资料，为《小城新风》备案补材料。政策条文印在泛黄的册子上，字密得像蚂蚁爬，有些段落还加了括号注释，越看越乱。
我在资料室坐了快一个小时，水喝完了，问题越积越多。想找人问，又不知道该找谁——刘馆长这两天不在，其他人要么忙着，要么摆出一副“别打扰我”的脸。
正翻到“个体出版物暂行管理办法”第七条，门被推开，陆承洲走了进来，手里抱着一摞档案。
他看见我，顿了下，走过来轻声问：“卡在哪了？”
“这一条说‘非官方组织不得擅自发布信息’，可我们每期都送审，也算报备了吧？”我把书推过去。
他没接，反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牛皮纸，递给我。“最近常有人问个体出版的边界，我顺手整理了要点。”他语气平淡，像在说天气，“你看完可以带走。”
纸上是三行手写字：
**合规——报送审查，留档备查；**
**主旋律——服务群众，不煽阴暗；**
**群众需求——反映实情，解决问题。**
底下还列了几条具体操作建议，比如“标题避免使用‘揭秘’‘震惊’等字眼”“引用政策需标明出处页码”。
我抬头看他：“你专门写的？”
“翻文件时记的。”他把档案放进柜子，“有疑问可以来找我。”
说完他就走了，连水都没喝一口。桌边却多了一杯温水，盖着纸杯盖，显然是早准备好的。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最后把它折好，塞进笔记本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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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碰面是在巷口。那天又下了雨，路面窄，一边积水一边堆着修路挖出的土堆，只能走半边。
我拎着帆布包从城西回来，走到拐角，看见他站在里侧干地上，公文包提在外手，明显是让出了好走的位置。
“一起走一段？”他问。
我点点头，没客气。
巷子静，脚步声清晰。我们并排走着，距离不远不近，刚好能说话，又不至于挨得太近。
“最近小城干净了不少。”他说。
“嗯，地摊杂志没了，传单也没人乱贴。”我接道，“以前走这条路，鞋底老粘碎纸。”
“你现在路过报栏，还会顺手把歪的传单折角压平。”
我一怔，侧头看他：“你注意这种事？”
“注意你做的事。”他声音没变，目光看着前方，“你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很认真。这样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
话落即止。
我没接，心跳却慢了半拍。
雨后的空气清冽，巷子尽头路灯亮起，照出湿漉漉的青石板。他依旧走在外侧，裤脚沾了泥点，也没避。
到了岔路口，他停下：“我往北。”
“我回厂。”我说。
他点头，没多留，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明天文化馆开会，可能会提到基层宣传试点名单。”
“哦。”我应了声，“关我什么事？”
他笑了笑，没说，只挥了下手，身影融进街角的昏黄里。
我站在原地，没动。
夜风拂过耳际，帆布包里的笔记本沉甸甸的。我伸手进去，指尖触到那张牛皮纸条，边缘已被磨得微微发毛。
远处文化馆的灯还亮着，隔着几条街，模糊成一团暖光。
我收回视线，抬脚往宿舍楼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