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厂里广播刚响过清点工时的通知，我坐在床沿拆第六十七封读者来信。信纸是裁成条的作业本边角料，字歪得像被风吹倒的电线杆，可内容清楚：“苏同志，下期能不能讲讲女工怎么挑对象？我家邻居介绍了个锅炉工，说他工资高，可我听说他喝完酒爱摔碗。”
我把这句抄进稿纸本，顺手在页脚画了个小框，准备归类到“青年生活问答”栏目。窗外有风穿堂而过，吹得桌上几页校样哗啦翻动。我伸手压住，指尖碰到那本刚印好的《小城新风》第三期。
封面是我用铅笔勾的简笔画：两个女工站在公告栏前指指点点，一个捧着饭盒笑，另一个举着杂志。底下一行粗体标题——《工资条看不懂？三步教你算清奖金去向》。排版对齐、留白合理，比厂办出的黑板报顺眼十倍。我自己看了都忍不住多盯两秒。
抽屉拉开一半，我把杂志塞进去，上面压了本红皮《职工守则》。封面上“遵纪守法”四个字烫金发亮，跟里面那些“不准穿花衬衫上班”“严禁围坐议论政策”的条款一样刺眼。我合上抽屉，没锁。这种铁皮柜，锁不锁都一样。
天色渐暗，煤油灯芯跳了下，我拿剪刀修了修，屋里重新亮堂起来。林晓雅中午捎来的布样还摊在桌角，是块藏青底小白花的斜纹棉，她说车衣店王姨能按杂志图改裙子。我摸了摸布料，粗糙但结实，八十年代的时髦就长这样——不敢太张扬，又不甘心全埋进蓝灰工装里。
正想着要不要给下期时尚栏写个“旧衣改造三原则”，外头走廊传来脚步声，急促，停在我门口，又走远了。我没抬头。宿舍楼天天有人跑来跑去，谁家孩子哭、谁家婆媳吵，都习以为常。
而二十公里外的市文化科办公室，灯还亮着。
高科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捏着一本《小城新风》，封面上那个简笔画女工正冲他笑。他把杂志啪地摔在桌上，翻到内页，指着“工资条解析”那篇，手指戳着纸面：“你看这排版，像什么？街头小报！还有这插图，工人讨论奖金，画得跟谈恋爱似的，眉飞色舞！”
下属低头站着，没接话。
他抽出一支红笔，在“青年婚恋调查”那页画了个大叉，批注：“格调轻浮，诱导自由化思想。”又翻到时尚栏目，冷哼一声：“提倡奇装异服，鼓动女工不务正业，此风不可长！”
一页页翻过去，每页都有红杠横贯，像判决书上的封条。最后他合上杂志，往文件筐一扔，开口：“拟一份《关于取缔非法出版物的紧急请示》。”
下属提笔记录。
“第一，责令停刊；第二，追缴现存刊物；第三，通报主办单位上级部门，要求严肃处理责任人。”他顿了顿，“主办人叫苏晚，红旗纺织厂细纱车间临时工。一个女工，没审批、没资质，擅自发行读物，影响极坏。”
他站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抽出红旗纺织厂近期汇报材料，快速翻找。找到一页，停下。“赵厂长在这份文化建设总结里，还表扬她黑板报办得好。态度暧昧，管理松懈。一并写进请示，提醒主管部门注意基层思想动向。”
他把材料拍回柜中，关上门，金属碰撞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响。
“明天上午九点前，我要看到请示稿。”他坐下，从抽屉取出市级公文格式样本，推过去，“按最高级别报，加急件，必须上会。”
下属点头退出。
他没动，盯着桌角那份杂志，封面女工还在笑。他忽然伸手，将杂志倒扣过来，封底朝上，再不看一眼。
电话铃响，他抓起听筒：“喂，秘书处吗？我是高科长。有一份紧急请示，明早必须排上议程。内容是清理民间非法出版物，典型已经掌握。对，明天，不能拖。”
挂了电话，他拧开钢笔，在日程本上重重划下一横，写下：“取缔《小城新风》——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
窗外暮色沉沉，路灯一盏盏亮起。他办公室的灯也一直亮着，像一枚钉子，钉在小城西区的夜色里。
我吹灭煤油灯，屋子里暗下来。墙上的影子收拢，缩成一团。今天收到的信还没回完，但不急。明天照常交稿，陈老板说过，纸已经备好，随时能印。
我躺下，枕着胳膊望着天花板。远处货运站的汽笛响了一次，低沉悠长，像是某种提醒。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