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熟悉得让我心头一跳。不是因为陆承洲刚走，而是因为这滴水声，我已经听了三年——从进厂第一天起，文化馆后楼这根老水管就没修利索。可今天它不再是背景杂音，它像某种节奏，敲在我绷了太久的神经上。
我没回宿舍，也没去印刷点。我知道现在不能散，哪怕喘一口气都得算准时机。我转身往偏厅走，门虚掩着，刘馆长还没走。
他一个人坐在桌前，手里捏着那份《清查登记表》，指节发白。听见动静抬头看我，眼神没躲，也没笑，就那么直直地看了我两秒，然后把文件轻轻放下了。
“坐。”他说。
我没坐。我说：“刘馆长，您别为难。”
他哼了一声，站起身，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拿出三本叠在一起的《小城新风》。不是样刊，是女工们传阅后交回来的旧刊，边角卷了，封面有油渍，但页码整齐，没人撕页。
他一页页翻开，指着时尚栏那篇《旧毛衣翻新五种法》：“林晓雅画的图，比美院学生还利落。”又翻到政策解读那页，“这个工资条拆解，连我们科里的干事都拿去给家属看。”最后停在读者来信那版，“有个姑娘写，她妈本来逼她嫁人，看完婚恋观调查，说‘原来说得也有理’，缓了一个月。”
他抬眼看着我：“你说，这些东西，是祸害人，还是帮人？”
我没说话。这种时候，话多了反倒轻。
他把刊物合上，拍了拍灰，说：“你先回去。今天晚上，别等通知，明天照常来。”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看出他眼里有火。不是怒火，是憋了太久终于要出手的狠劲。
我没问，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又站在文化馆门口。这次不是一个人来的。陈桂兰托人带话，说刘馆长让我务必到场，有事商量。
推开会议室的门，屋里坐了七八个人，全是市里各文化单位的骨干。有图书馆的、文化宫的、工人俱乐部的，还有两个我认得是群艺馆搞创作的。没人穿军大衣，也没人拎茶缸子，一个个正襟危坐，像等着开会。
刘馆长看见我，摆摆手：“你在外间等会儿，我们先议议。”
我退到偏厅，坐在长椅上。屋里声音不大，但断断续续能听清几句。
“……真要联名？上面刚下文整顿，咱们这时候递名字，不怕惹麻烦？”
“可不是嘛，一个女工办的小报，值得这么大动干戈？”
接着是刘馆长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市里刚开了会，有人替工人说了话。你们知道是谁吗？陆承洲。他在会上一句一句引省厅文件，把高科长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说明什么？风向变了。现在不说话，等下次再有人想办点新东西，连个替你开口的人都没有。”
屋里静了几秒。
然后有人翻纸，窸窣响。接着一个女同志说：“我看了三期，排版是清爽。我们工会出简报，年年被厂长骂土，不如这上面看着顺眼。”
另一个男同志笑了声：“别说简报，咱们春节联欢会的节目单，印出来跟药方似的。”
有人跟着笑，气氛松了一截。
但还是有人低声道：“可签了名，算不算抱团？万一追责下来……”
这话一出，屋里又沉了。
我靠在墙上，手指无意识抠着长椅的木缝。我知道他们在怕什么。八十年代初，谁不怕“搞小圈子”“对抗组织”？可正是这份怕，才显得刘馆长这一把押得多沉。
就在这时，刘馆长站起来，走到墙边，指着那幅“百花齐放”的书法，声音扬了些：“咱们是干什么的？文化口的人！不就是让老百姓有点乐子、有点盼头、有点自己的声音？现在声音冒出来了，我们反而缩着？那还要我们干嘛？”
他顿了顿，回头看着众人：“《小城新风》不是反动刊物，它讲穿搭，是女工想体面；它讲婚恋，是年轻人想自主；它讲政策，是帮工人看懂文件。这些，哪一条不是新风气？我们不支持，谁支持？”
没人接话，但也没人反对了。
片刻后，那个最先犹豫的男同志低头翻了翻杂志，忽然说：“这封面上的标题居中排版，挺醒神的。”
另一个立刻接：“目录用符号分隔，比我们那一堆顿号强。”
有人开始主动提建议：“联名信里得写清楚，支持的是‘群众性文化探索’，不是个人行为。”
“名单也得斟酌，先找几个硬气的，别一上来就全压上去。”
刘馆长点头，拿起笔，在纸上开始列名字。灯光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像撒了层薄霜。
我站在门外，只露半张脸从门缝往里看。看见他一笔一划写下第一个名字，听见有人说：“这姑娘不容易，咱们拉一把。”
喉头突然一热。
我转身靠在墙上，深吸一口气，指甲陷进掌心。
不能输。
也不能辜负。
屋里讨论还在继续，声音渐渐热络。有人提议加一句“鼓励基层创新表达”，有人建议附上刊物样本作证明。刘馆长一边记一边点头，草稿纸上已写了半页。
我回到偏厅长椅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背脊挺直。
窗外天光渐暗，走廊灯亮了。
远处汽笛响起，像一声长长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