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文化馆大门，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脚步轻快地朝着市文化科走去，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或许是一场关于文化管理新旧观念碰撞的风暴。
市文化科会议室的门关得严实，连走廊尽头的风都吹不进一丝。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手里的茶杯烫得指尖发红，却不敢放下。上头刚念完文件，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往人脑门上敲。
“近期个别单位在文化管理工作中，固守旧规、压制创新，拒不执行中央最新精神。”领导坐在长桌尽头，眼皮都没抬，“这不仅是工作失误，是政治站位问题。”
我低着头，盯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那片叶子打着旋儿往下沉，像上周被我亲手签批查封令时，笔尖划过纸面的轨迹。
“高文明同志。”他点了我的名字。
我立刻站起身，椅子腿刮过水泥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响。我没敢看周围人的脸，只听见自己喉咙里挤出一句：“到。”
“你作为基层文化审查负责人，在群众性出版试点推进过程中，连续三次阻挠合规刊物备案，擅自扩大禁令范围，造成恶劣影响。”他翻开一叠材料，“《小城新风》内容健康、形式新颖，读者反馈积极，省厅还专门来电询问进展。而你呢？一封红头文件下来，你就当尚方宝剑，非要把它掐死？”
我没有辩解。辩不了。那份“暂停发行”的通知确实是我主导签发的，理由写得冠冕堂皇——防止思想混乱、维护宣传秩序。可我知道，真正让我坐立难安的，是那份刊物太活泛了。排版不像体制内的刻板模样，栏目也净挑些“婚恋自由”“女工择业”这种边角话题，读的人还特别多。一个纺织厂女工办的东西，凭什么比我们科印的简报传得快？
“组织决定，免去你市文化科副科长职务，调至档案馆负责文书归档工作。”他说完，合上文件夹，“即日生效。”
我站着没动，直到旁边同事轻轻碰了下我的胳膊。才意识到该走了。
拎着空茶杯走出会议室时，楼道里的光晃得眼睛疼。我一步一顿地下楼，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像是踩在别人的人生上。
回到办公室，门虚掩着。推开门的一瞬，我心里咯噔一下。
**原来科室里其他同事听闻我被调职，纷纷收拾东西搬离了这间办公室。桌椅少了一大半。我的办公桌还在，孤零零地杵在屋子中央，显得格外突兀。**墙上的文件框全摘了，电话线也被拔掉，只剩一根裸露的线头垂在半空。有人已经替我把东西打包好了，几摞旧报纸用麻绳捆着，贴着“移交档案馆”的标签，堆在角落。
我慢慢走过去，把茶杯放在桌上。杯底磕在木面上，发出“咚”的一声轻响。
窗外还是那个院子。梧桐树影照旧斜铺在地上，和十年前我刚来时一样。那时我穿着新发的蓝卡其布制服，站在院里听老科长训话，说文化阵地不能丢，要牢牢守住。如今守住了吗？我守的是政策，还是自己那点安稳饭碗？
我记得前些天，亲自带人去供销社收缴油印刊物。一张张撕下来，扔进垃圾筐。有个干事犹豫了一下，问我：“这《小城新风》也没啥出格内容，真要全清？”
我当时冷笑：“现在不出格，以后就管不住了。这些民间玩意儿，火得越快，死得越惨。”
可现在，它没死。反倒是我，被请出了局。
我坐在那把剩下的旧椅子上，背脊挺直，手搭在膝盖上，像开会时那样规规矩矩。可屋里没人看我，也没人需要我。
过了不知多久，门外传来脚步声，两个年轻干事路过，压低声音说话。
“听说高科长调去档案室了，以后管旧文件。”
“活该。顶风作案，非跟新政对着干。人家苏晚那刊物都有中央背书了，他还想封？”
“嗤，时代变了，他没看清。”
两人说着笑着走远了。我坐在原地，手指慢慢攥紧裤缝，指甲抠进布料里。
那天傍晚，我最后一个离开办公楼。钥匙交上去之前，又折返回来一趟。门开着，屋子里彻底空了，只剩那张旧桌子和一把椅子。我站在门口看了会儿，伸手把门拉上。
手停在半空，迟疑了几秒，终于“咔哒”一声，合拢了。
……
城东纺织厂家属区的小院里，灯还亮着。一扇窗户透出昏黄的光，映着个低头写字的身影。钢笔尖划过稿纸，沙沙作响。
外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年轻女工跑进院子，喘着气敲了下窗台：“出事了！高科长被撸了！调去档案馆扫灰尘了！”
屋里人没抬头，笔尖顿了顿，墨点在纸上晕开一小团。
片刻后，她缓缓抬起眼，嘴角往上一提，极轻地说了句：
“这就是逆时代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