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机的嗡鸣还在耳边回荡，我刚把刘娟那张压在玻璃板下的任命书看了最后一眼，门就被敲了两下。
“苏主编，在忙？”门口站着印刷厂的老赵，手里捏着帽子，语气有点不自在，“周厂长来了，说要见您一面。”
我没抬头，笔尖还在工作日志上划着下期排版要点：“请他进来。”
门推开时带进一股初夏的风，阳光斜切进来，照在桌角那摞刚拆封的稿纸上。周炳坤站在门口，没穿他常披的旧工装外套，只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手里拎着个布包，帽檐被他捏得有些变形。
他站定，清了清嗓子：“小苏同志，我来……道个歉。”
我放下笔，抬眼看他。这人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过去每次见面都背着手，说话带着居高临下的腔调，说我搞的是“不务正业的小把戏”，还当着工人面讥讽我“女娃子写东西能写出个啥名堂”。
现在他站在我办公室中央，手垂着，眼神不太敢直视我。
“你以前说我这是‘歪门邪道’。”我靠向椅背，声音平平的，“怎么今天又看得上眼了？”
他苦笑了一下，把帽子放在一旁的空椅上，动作像是在交出什么象征物。
“市场说了算。”他说，“我家老二，前阵子偷藏你们那期‘穿衣自由’专题，被他媳妇发现撕了，两人吵了一架。昨儿我妈——八十二了，眼也花了——指着封面上那个姑娘问我，‘这裙子咋穿的？我也想让裁缝改改我的褂子’。”
我没忍住，笑了声。
他也跟着笑，但笑得有点涩。
“我办了一辈子正经刊，党报党刊、厂内通报、学习材料，一张纸都不敢印错字。结果呢？没人看。你们这些‘不正经’的，反倒火了。”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是我错了。”
办公室安静下来。窗外有风吹过树梢，纸页轻轻翻动。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才开口：“你以前卡我们纸张供应，逼我们用那种粗黄纸，印出来像糊墙的。”
“我知道。”他点头，“那时候我觉得你们走不远，就想让你们知难而退。可现在我看明白了，你们做的不是小报，是年轻人想听的声音。”
他又从布包里掏出一本折好的《小城新风》，递过来：“这是我让工人偷偷留的一份。我翻了三遍。排版清楚，字句利落，问题也扎心。比如那个‘女工能不能自己挑对象’的讨论——我们厂六个大龄男工看了，回家就让爹妈别再给他们介绍寡妇。”
我接过刊物，指尖扫过封面。油墨还有点味。
“所以你是真想合作？”我问。
“长期合作。”他看着我，眼神终于稳了下来，“我不干涉内容，你们定选题，我保质量、保工期、保用纸。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腾出一台轮转机专印《小城新风》。”
我没立刻答应。过去他压我们，断供、拖期、故意错版，哪次不是往死里掐？信任这种东西，碎了就难补。
可眼下他站在这里，脱了帽子，低头认错，连说话都不带半句官腔了。
“行。”我合上刊物，放回桌上，“只要你不再卡我们纸张供应，我不介意多一个靠谱的印刷方。”
他松了口气，伸出手。
我起身，和他握了握。他的手粗糙，掌心有常年摸纸磨出的茧。
“合作愉快。”他说。
“先说好。”我抽回手，顺手拿起搪瓷杯喝了口茶，“下次再耍花招，我不告你，直接换厂。”
他咧嘴笑了：“这次是真心的。”
他走后，我坐回椅子，望着窗外那片被阳光晒得发亮的院子。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动桌上的稿纸一角。我拿起笔，在工作日志上写下一行字：今日，周厂长登门，愿重启合作。
笔尖顿了顿，我又添了一句：理想未必一致，但尊重能让路通。
下午三点，我骑车去印刷厂回访。车间里已经忙了起来。几个年轻工人围在排版台前核对版样，有人拿着尺子量边距，有人擦拭油墨滚筒。角落里那台闲置已久的轮转机被推了出来，正在检修。
周炳坤站在排字架前，背对着我，手里拿着一张刚打样的封面。
我走近，看见上面印着几个大字：做自己的主人。
色彩分明，字迹清晰，油墨均匀。
他回头看见我，没说话，只是把样张递了过来。
我接过，点点头：“印得不错。”
他嗯了一声，转身对旁边工人说：“下一批纸明天到，优先给《小城新风》备货。排期按她们的新量调整，别耽误。”
工人们应声忙碌起来。有人嘀咕了句“真要去印这些花里胡哨的小杂志”，但声音很快被机器调试的响动盖过。更多人手脚麻利地搬纸、校版、试色。
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这一幕。
曾经的对手低头握手，老旧的机器重新运转，连空气里的油墨味都变得踏实了。
我转身往外走，路过厂区公告栏时脚步慢了半拍。那里贴着一张崭新的排产通知单，标题写着：《小城新风》长期合作生产安排。
名字列在第一位。
我骑上车，蹬了两下，风迎面吹来，带着点热，却不闷。
巷口邮局的老吴正往外挂当天的报纸，看见我，扬了扬手里的信袋：“苏主编！今天又有你们的新读者来信，塞了半袋！”
我没停，只抬手挥了下。
车轮碾过路面的碎石，发出细碎的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