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工作日志，我长舒一口气。窗外的喧嚣渐渐远去，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戴上手套，准备出门去邮局看看有没有新信件。
邮局老吴把最后一份报纸挂上架子时，天光已经开始偏西。我推着自行车从巷口拐进来，车轮压过一段碎石路，发出细碎的咯吱声。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朝邮筒努了努嘴——那里插着一叠信，比平时厚。
我没急着去拿。
巷子另一头，梧桐树下站着个人，抱着一摞纸，低着头，像是在等什么。那身衣服我认得，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还缝着补丁。是赵雅。
她以前总爱往文化馆门口蹲，手里举着自己印的小报，封面标题抄得拙劣：“女工如何钓到好男人”“城里媳妇不回婆家的秘密”。纸张粗糙，油墨蹭手，排版乱得像鸡窝。有次我路过，听见她在跟人争：“我这和苏晚的是一样的路子！读者爱看才最重要！”
现在她没叫卖了。
我停好车，摘下手套，站在原地没动。风吹过来，卷起地上几片落叶，也吹动她怀里那叠纸的边角。她抬起头，看见我，脚步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
“苏晚。”她声音不大，但够清晰，“我来了。”
我没应，也没躲，就站在那儿看着她。她比我矮半头，脸色有点黄，眼下带着青黑，像是熬了好几个通宵都没睡。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说：“我今天把剩下的刊物都收了。摆了一下午，一个人没卖出去。对面书摊的新刊又加印了三捆，售货员喊‘苏主编亲笔专栏’的时候，人都围过去抢。”
她顿了顿，手指捏紧了那叠纸的一角，“我坐那儿，听着，心里空得慌。不是嫉妒你火，是我突然觉得……我干的这事，我自己都瞧不起。”
我没打断。
她连标题、栏目都照搬，字体也学我用的方正黑体。可我写不出来你说的那些话。什么婚恋自由、择业自主、女人要有脑子……我写这些的时候，自己都不信。
我依旧没说话。
她终于抬眼看了我一下，很快又垂下去，“我想过快钱，想出名，想让人说我也是个‘新派女文人’。可你不是为了这个。你从第一天起就知道你要走哪条路。”
我依旧没说话。
她往后退了半步，像是完成了某种交代，“我不干了。明天一早回老家，我爹在村小学还有个代课的位置，让我去教孩子识字。我不再印这些东西了，也不再模仿你。”
她说完，抱着那摞纸，转身要走。
“等等。”我开口。
她猛地站住，肩膀微颤。
我看着她背影，说：“好好生活吧。”
她没回头，只轻轻“嗯”了一声，然后继续往前走。脚步一开始有点晃，后来慢慢稳了，朝着车站方向去了。
我走过去，从邮筒抽出那叠信，最上面一封写着“杂志社收”，字迹歪扭但认真。拆开扫了一眼，是个女工写的，问“厂里不让未婚先孕的姐妹上班，合理吗”。
我把信折好塞进帆布包，翻身上车。
车轮碾过黄昏的光影，一路平稳。路过百货商场外墙时，我瞥见自己设计的促销海报还贴在显眼处，底下人群来来往往，有人驻足读内容，有人直接走进店里买货。
风吹起我的衣角，也吹散了刚才那一幕的余音。
赵雅选错了路，但她终于肯认。这不算胜利，也算不上失败，只是两条道走到了分岔口，一个继续往前，一个转身回家。
我在下一个路口右转，车灯划开渐暗的街面。
远处家属区的窗户陆续亮起灯，像一颗颗钉进夜色里的小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