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碾过厂区门口那道低矮的水泥坎，发出轻微一跳。我单脚撑地，把自行车从车棚里推出来，链条轻响，车把转向主路。天色已经压下来了，暮气从地面往上浮，把人影拉得细长。
这条路我走了快两年。从细纱车间到车棚，日日如此。今天顺脚往厂后院绕了一截——不是特意，只是风把落叶卷到了杂工区门口，扫帚声断断续续，像老式收音机没调准频。
我站在铁栅栏外侧，目光扫过去。
张秀才正弯腰扫地。一把秃了毛的竹扫帚，在他手里划出沙沙的节奏。他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工装，袖口磨出了线头，裤脚沾着泥点。背有点驼，脖子缩在衣领里，像是怕冷，又像是习惯性地躲什么。
两个女工从旁边走过，拎着饭盒，脚步没停。
“哎，那是老张？”
“还能是谁？现在专管扫院子、通下水道。”
“以前不是写材料的吗？怎么落到这步？”
“听说让他拟个通知，错三个字，赵主任直接说‘你笔杆子歇了吧’。”
声音不高，也不刻意压低，就是日常聊天那样飘过去。张秀才没抬头，扫帚动作却快了两分，脊背更弓了些，仿佛那几句话是落在肩上的土，想赶紧抖掉。
我没动。
也不是非要看这一幕。只是既然看见了，就多看了两眼。
他手上的动作是机械的，眼睛盯着地面，眼神浑浊，没有焦点。从前那种酸溜溜的锐气，那种自认“文化人”的挺直腰板，全没了。整个人像一张被反复揉搓的旧稿纸，皱巴巴地摊在这儿，没人捡，也没人撕。
我记得他第一次见我，在黑板报前站了半分钟，鼻孔朝天地说：“女工写字，图个热闹就行。”后来呢？后来他改我的稿，藏我的油墨纸，偷偷往刘馆长那儿递条子。那些事现在都不重要了。没人提，也没必要提。
他抬头时看见了我。
视线撞上那一瞬，他明显一僵，扫帚顿住，手肘微颤。随即迅速垂眼，低头继续扫地，动作更急，像是要把自己缩进这方寸土里。
我没有讽刺，没有停步，更没有心软。
我迈开腿，推着车往前走。帆布包挂在车把上，里面装着明天要改的排班表和一份读者来信。风吹过来，带着点煤炉味和晚饭香，家属区的灯陆续亮了。
身后那阵沙沙声还在继续。
单调，重复，毫无变化。
就像他往后剩下的日子。
我走出厂区大门，右拐上了主路。车轮滚动起来，速度渐稳。远处广播站的塔尖在暮色里露出一角，明天上午九点，市里青年大会要开场。我被安排发言，讲个体文化户的经验。
这事不稀奇。最近常有。
我蹬了几下车，风迎面吹来，把额前碎发掀了掀。脑子里过了一遍讲稿结构，又想起刚才那个佝偻的身影。
有些人倒下不是因为被人推，是因为自己一直趴着活。他们嫉妒别人站着，可等别人真站起来了，他们连跪的资格都没了。
车轮轧过一片枯叶，脆响一声。
我目视前方，不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