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碾过主路的碎石，发出细碎的响声。阳光从肩膀右侧照过来，我左手还搭在帆布包侧袋上，指尖能摸到那叠稿纸的边角——昨夜写的演讲稿，折得整整齐齐，墨水干了，但手心蹭上的那点黑还没洗掉。
巷口早被甩在身后，街面热闹起来。学生三五成群跑过马路，邮局门口排着队，卖豆浆的小摊前飘着白气。我放慢速度，右手扶把，左手没松开包袋。这动作我自己都没察觉，像怕一松手，那些字就飞了。
路过百货商场后街，一辆自行车靠墙停着，车筐里搁着个半导体收音机。小贩正炸油条，油锅滋啦作响，可广播里的声音还是钻进了耳朵。
“……让我们团结一心，为四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我皱眉。又是这种调子，板正、空洞，像食堂墙上贴的标语，念得比工间操口令还僵。我摇头，脚下一蹬，继续往前骑。
转过两个路口，市广播站那栋灰楼出现在眼前。红砖外墙，顶上立着天线杆，门口两棵梧桐树刚抽新芽。我没打算进去，只是顺路经过。可刚踩到坡上，就看见一个人影从门里快步走出来。
女人四十出头，穿件藏青色呢子外套，头发剪得利落，手里捏着一张纸，目光直直朝我这边扫来。
我下意识想绕道，可她已经抬手：“苏晚？是你吧？”
我捏住刹车，车停稳。她几步走过来，鞋跟敲地，声音清脆。
“你就是苏晚。”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笑了，“等你好几天了。”
我没吭声。工装裤脚沾了点泥，袖口也磨了边，我不怕干活，但被人这么盯着看，还是有点不自在。
她把手里的纸扬了扬：“你在礼堂讲的那篇稿子，有人录了音，我们抄了一份。写得真好，不绕弯子，有劲儿，听着像真人说话。”
我这才看清，那是我昨天的演讲稿复印件，折痕都对得上。
“我是广播站的方姐，负责编稿组。”她语气干脆，“你的文字有感染力，不是那种喊口号的调子，有温度。来我们这儿写广播稿吧，开个专栏，讲点年轻人想听的话。”
我愣了一下。
广播稿？我写过黑板报，做过小报，搞过杂志，可从来没碰过声音这玩意儿。话筒、录音、电波……这些词离我太远，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指甲短，指节有点粗，是常年握笔又干活留下的样子。昨晚伏案到凌晨，墨水瓶盖都没拧紧，桌角还沾着一点蓝。
我能行吗？
这念头一闪，我自己都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犹疑了？从前在报社带团队，改头条、压版面、怼领导，哪次不是硬上？现在不过是个广播站，一句话的事，怎么倒卡住了？
我抬头，看着方姐。
她没催，就站那儿，眼神亮，等着。
“好，我试试。”我说，嘴角往上一挑。
她立刻笑了：“就知道你痛快。”
“但得按我说的方式写。”我补了一句，“我不想念别人给我定的调子。”
“那是当然。”她点头，“我们缺的就是你这种会说人话的人。”
我笑了笑，没再说话。把稿纸重新塞进帆布包，斜挎肩头，准备推车走。
“回头我让办公室给你送张出入证。”她在后面喊，“别穿工装来就行，咱们这儿不讲究这个。”
我没回头，抬手挥了下。
车轮重新转动，风从耳边刮过。阳光照在脸上，有点烫，但我没躲。方才那一瞬的迟疑早就被甩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轻快的踏实感——像踩在一条新修的路上，不知道多长，但知道它通向哪儿。
我骑得不快，手肘微弯，帆布包随着车身轻轻晃动。里面那叠稿纸，明天或许就要变成声音，飘进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
而我就站在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