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沈迁收到一封林先生写来的信。
信封上的邮戳已经模糊了，信纸也有些发黄。信不长，只有几行字：
“默言：
见字如面。
我在北边，一切都好。这边的冬天来得早，已经开始冷了。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常想起上海的事，想起咱们一块儿在小馆子吃饭，说起那些说不完的话。
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也见了很多事。有些事，我一直在做。你呢？还在教书吗？
记得我走的时候跟你说，好好教书。我现在还是这句话。不管在哪儿，把该做的事做好。
有机会，再见面。
林”
沈迁把信读了三四遍，收进抽屉里。
那天晚上，他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想着林先生。他在北边的什么地方？那里的冬天有多冷？他这些年走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事？他说的“有些事”，是什么事？
他不知道。可他知道，林先生在做他觉得该做的事。就像他在这里教书，也是在做他觉得该做的事。
月亮照在天井里，还是那样白。阿娥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碗热汤，放在他旁边的石桌上。
“凉了。”她说。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是热的，一直暖到心里。
“林先生来信了。”他说。
阿娥在旁边坐下，等着他往下说。
“他在北边。”他说，“说一切都好。说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事。”
阿娥点点头。
他看着碗里的汤，汤面上浮着几片葱花，绿绿的。
“他说，不管在哪儿，把该做的事做好。”
阿娥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
“你在这里做的事，就是该做的。”
沈迁抬起头，看着她。
月光下，她的脸很安静，眼睛看着他，不躲不闪。
“你教那些孩子，”她说，“他们学了字，将来能看书，能想事。这就是好事。”
沈迁看着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阿娥。”他叫了一声。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想说点什么，可喉咙有些发紧。最后他只是笑了笑，说：
“你也会说大道理了。”
阿娥也笑了，那笑容很浅，可在月光下，很好看。
那年的冬天来得早。
十一月的时候，就开始冷了。天井里的槐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阿娥每天还是扫地，扫的是落叶，是枯枝，是那些被风吹进来的东西。扫完了，她就坐在屋里做针线。那只花猫趴在她脚边，把身子蜷成一个团。
沈迁还是每天去祠堂。那些孩子穿得厚厚的，坐在课桌前，手缩在袖子里，嘴里呼着白气。他站在讲台前，教他们念诗，教他们认字。念到“床前明月光”的时候，有孩子问：
“先生，月亮真的是白的吗？”
他说，是。
孩子说，可我们这里的月亮，有时候是黄的。
他愣了一下，说，有时候是黄的，有时候是白的。就像人，有时候高兴，有时候不高兴。
孩子点点头，在本子上写了什么。
腊月里，下了一场大雪。
雪下了一夜，第二天起来，院子里铺了厚厚一层。阿娥拿着扫帚扫雪，扫出一条路，从堂屋门口通到厨房门口。那只花猫站在雪地里，看着那些白，不敢下脚。
沈迁站在门口，看着阿娥扫雪。她穿着青布棉袄，头上包着一块头巾，扫帚在雪地上刷拉刷拉地响。雪还在下着，细细的，落在她头上，肩上，落在那些扫过的地方。
他忽然想起那年上海的第一场雪，想起他站在窗前看雪，想起林先生问“想家了？”他点点头。
现在他真的在家了。
阿娥扫完雪，直起腰，看见他站在门口，问：
“今天还去祠堂？”
沈迁想了想，说：
“去。孩子们等着。”
他穿上厚衣裳，踩着雪，往祠堂走。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留下一串脚印。他走几步，回过头，看见那两棵槐树，看见院子里的阿娥还站在那里，看着他。
他挥了挥手，继续往前走。
祠堂里，那些孩子已经到了。他们在院子里堆雪人，看见他进来，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喊：
“先生！先生！看我们堆的！”
他走过去看。那雪人堆得歪歪扭扭的，可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还在笑。
他也笑了。
那天教的是《三字经》的最后几句：“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他一句一句教，他们一句一句念。念完了，有孩子问：
“先生，‘勤有功’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好好做事，总会有用的。
下课的时候，雪停了。那些孩子冲出屋子，在院子里跑着闹着，雪被踩得乱七八糟。沈迁站在门口，看着他们。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雪上，白得晃眼。
他忽然想起陈大有那个孩子。如果他还活着，也会在这里跑着，也会堆雪人，也会问“先生，‘勤有功’是什么意思”。
可他不在了。
沈迁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跑着的孩子，看了一会儿，转身进屋，开始收拾那些书。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