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过窗台，笔记本上“救工厂”三个字还压在铅笔旁，我正把散落的稿纸归拢进抽屉。门没锁，风一吹，页角翻了两下。我起身去压，听见巷口传来自行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刻意放轻了速度。
车停在门口，影子先探进来，修长、挺直，带着一股熟悉的板正感。
陆承洲站在门槛外，一手扶着车把，另一手拎着个牛皮纸袋，边角有些磨白，但封得严实。他没进门，也没喊我，只是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不像寻常打招呼，倒像是确认什么。
“还没吃饭？”他问。
我摇头。屋里没开灯，灶台冷着，桌上只摆了半杯凉水。
他一步跨进来，顺手把袋子放在桌角，离我的笔记本不远。动作很轻，像放下的是易碎的东西。
“市里这几个月的布匹销售年报，供销社的季度报表，还有去年年底做的居民消费倾向调查。”他说，“原始资料太多，我挑了有用的，手写了摘要，分了类。”
我没动，盯着那袋子。它太规整了，边对边，角对角，连绑绳都打了死结——这不是随手抄来的材料，是有人坐下来，一页页筛过，一笔笔理清的。
“你怎么知道……”我开口，声音比自己想的哑。
“赵厂长今早去了宣传部报备整改方案，流程走到了我这儿。”他语气平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知道你会接。”
我没有立刻翻开。手指在纸袋边缘蹭了一下，触感粗糙，却让我心里莫名绷住。我习惯一个人做事，从黑板报到小报，从杂志到海报，每一步都是自己摸出来的。有人递资料不稀奇，可这份资料不一样——它不是建议，不是指导，也不是体制内的红头文件，它是**提前一步铺好的路**。
“你不问我为什么做？”我看着他。
“你做的事，从来都有理由。”他说完，转身推车要走。
“等等。”我把袋子打开一角，抽出第一页。标题是《八区棉布品类销量同比变化》，下面列着表格，数据精确到百分点，重点项用红笔圈出。第二页是《年轻女性服饰偏好调研摘录》，第三页写着“畅销款定价区间与材质关联分析”。
我快速扫完几条，抬头：“这些原始资料，按规不能外传。”
“我没带原件。”他背对着我，手搭在车把上，“抄完就还了。”
巷子里安静下来。远处有孩子追跑，谁家收音机放着样板戏，断断续续。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发紧。
翻到最后一页，页脚有一行极小的字，墨色略深，像是写到最后才加上的：
**你不必一个人扛。我在。**
笔迹熟悉。是他。
我合上册子，没说话。他也没催，就站在那儿，影子被屋内漏出的微光拉得老长，横过地面，几乎碰到我的鞋尖。
“明天开始，我要去车间和仓库转。”我说，“还得跑几家供销社门市部，看看实际卖什么。”
“嗯。”他点头，“东城区第三供销社布料组换过组长，新的是个女同志，做事实在，你可以直接找她。”
我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有些事，不需要问。
“不用跟着。”我说。
“我没打算跟。”他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出来，“但我可以帮你查你想查的。”
我看着他。二十出头的男人，穿着洗旧的工装，袖口扣得一丝不苟，眉眼沉静，像棵冬天的树，不张扬，却稳稳立着。
“你到底图什么？”我终于问。
他沉默了几秒，才开口：“我不是来图什么的。我只是觉得，你做的事，值得被托住。”
说完，他骑上车，没再回头，车轮碾过碎石路，声音渐渐远去。
我关上门，把牛皮纸袋放进抽屉最底层，上面压了本旧账簿。然后坐回桌前，重新打开笔记本，在“救工厂”下面，用铅笔轻轻添了一行小字：
**有人替我看了远方。**
笔尖顿了顿，我又补了一句：**先看数据，再走实地。**
窗外，城市彻底暗了下来，只有远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像被无形的手依次点亮。我吹灭桌上的油灯，没急着睡。脑子里已经开始拆解那些数据——哪个区域下滑最狠，哪种花型还有空间，价格敏感点卡在哪儿。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亮，我套上外套，把调研用的笔记本塞进帆布包，又检查了一遍钢笔和备用笔芯。出门前，手在抽屉边停了停，没打开，只是确认它还在那里。
陆承洲给的那份资料，我没带在身上。但它已经在我脑子里，像一张没展开却早已熟记的地图。
我推车走出窄巷，拐上主路，朝着红旗纺织厂的方向骑去。晨风迎面吹来，带着点凉意，也带着点铁锈和棉絮混杂的气息——那是厂房的味道，熟悉，沉重，却又让我脚步越来越稳。
东楼那间空办公室钥匙还没送来，但我不急。
先去车间看看人还在不在。
再去仓库数数布堆了多高。
最后，去供销社门市部站一会儿，看女人买布时最先伸手拿哪一卷。
数据是死的，人是活的。
但有了数据，我才知道该往哪儿看人。
车轮滚滚向前，阳光一点点爬上路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