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溪的反击方案，简单到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我们要办一场听证会。”
她在第二天早晨的紧急会议上说：
“不是文旅局的评审会，是真正的、公开的社区听证会。
邀请老街所有的居民，县里的代表，媒体，还有那些说我们传承造假的人。”
赵主任皱着眉头说道：“听证会？以什么名义？谁来组织？”
“以‘老街非遗传承真实性核查’的名义。”
林小溪打开笔记本，上面是她熬夜整理的思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应当尊重社区、群体的意愿。
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认定不当的，可以向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异议。”
她抬起头：
“陈哲不是说阿婆的传承造假吗？那就公开核查。
让老街的居民自己来说，阿婆的手艺是怎么传的，跟谁学的，这条街上还有哪些类似的手艺。
让事实在阳光下晒一晒。”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但听证会没有强制力。”
非遗中心的刘主任推了推眼镜，说道：“就算居民都作证，陈哲他们也可以不认可。”
“我们不需要他们认可。”
林小溪说：“我们需要的是‘记录’。
用影像、用文字、用录音，把老街居民的口述历史，完整记录下来，形成一份《老街社区非遗记忆档案》。
这份档案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它不是某个专家的鉴定，也不是某个机构的认证，而是生活在这条街上的人们，共同持有的集体记忆。”
她越说越快，眼睛发光声音洪亮：
“陈哲他们可以买通专家，可以伪造文件，可以注册商标，但他们买不通整条街的记忆，伪造不了几十年的生活痕迹。
只要这份档案在，他们所谓的‘正宗传承’，就永远是空中楼阁。”
赵主任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缓缓说道：
“风险很大。如果居民在听证会上意见不一，或者被对方收买、胁迫，反而会坐实‘内部不团结’的指控。”
“所以我们需要准备。”
林小溪翻到笔记本下一页：
“第一，提前走访每一户居民，确保大家，都能充分了解听证会的意义。
第二，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观察员。
第三，联系几家权威媒体，全程记录——不是商业媒体，是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专业刊物。”
她停顿了一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居民明白，这不仅是帮阿婆，也是帮他们自己。
今天他们可以卖手艺、卖工具，明天就可能被更年轻、更便宜的‘传承人’替代。
只有集体记忆被承认、被保护，他们每个人的手艺才有价值。”
计划定下来了。时间紧迫，听证会定在五天后。
准备这五天里，林小溪几乎没合眼。
她和赵主任、刘主任分头行动，走访了老街七十三户居民。
有些门户紧闭，有些热情欢迎，有些犹豫观望。他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阿婆的手艺？我知道啊，我小时候摔伤了，她还给我抹过花膏呢。”
“陈哲那边也找过我，说要买我家的老绣样。我没答应，但是，要是钱给得多……”
“听证会？要我说什么？我嘴笨，怕说错话。”
最困难的是刘爷爷家。老人把自己关在屋里，谁都不见。
林小溪在门外站了两个小时，隔着门苦口婆心的劝说：
“刘爷爷，我不是来怪您的。我知道您有难处。
但您想想，如果您在听证会上说出真相，说出您父亲怎么传您工具，您怎么用了一辈子，那条街的木工活计，是怎么一点点消失的——
这些话，会比那五万块钱，更对得起您父亲，更对得起您自己的这双手。”
门里传来压抑的哭声。
第五天傍晚，门开了。刘爷爷眼睛红肿，手里拿着那份协议：“小溪，我带着这个去。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撕了。”
听证会当天，老街的小学礼堂里坐满了人。
前排是二十三位老街居民代表，平均年龄六十八岁。
中间是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化学者。
后排是媒体记者，和陈哲带来的“观察团”。
林小溪注意到，陈月娥也来了，坐在陈哲旁边，穿着旗袍，妆容精致。
阿婆坐在居民席的第一排，穿着她最好的那件，深蓝色涤纶衬衫，衣服已经洗得发白了，但熨得很平整。
王爷爷、李奶奶坐在她两侧。刘爷爷坐在稍后，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着协议的文件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