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漫过厂区铁皮屋顶，我拎着搪瓷缸子从宿舍楼出来，回想起昨儿车间里众人热火朝天忙活的场景，心里还热乎着——有人刷地，有人清机器，连老王都抢着擦齿轮槽。可走到车间门口，小李蹲在台阶上啃冷馒头，见我走近，头一低，半句话没说。
那儿背风，平日是夜班工歇脚的地方。我往里走，抹布还湿着，倒扣在地上，像是匆忙收拾的。排班员不在，桌上放着签到簿，我翻到三个人名，签到时间是细纱车间夜里调试，顶多跑个单线看张力。可这三个名字，一个住七栋，两个住八栋，全跟李红梅一条巷子。
我把名字抄进本子。硬皮横格本，是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唯一新纸，原打算写点想法，结果先记上了这些事。
中午饭点，我揣着空药瓶绕去食堂后门。医务室早发完了感冒冲剂，但我得走这一趟。窗下有说话声，压得低，却一字不漏飘进来。
“双份钱？哄鬼呢！”李红梅声音尖，“厂里年年喊增产，哪次真见着钱了？就她苏小梅会画饼！前阵子搞个黑板报，现在又要带你们加班，图啥？图让她出去印小报出风头？”
没人应，但也没人走。
“加什么班？”她冷笑，“你们累死累活还是临时工，人家苏小梅转眼就能当个体户，拿大把票子。你们替她卖命，回头奖金泡汤，谁管你孩子学费、老人药费？别傻了，看她怎么收场。”
一阵窸窣，像是有人挪动身子。
“今晚我不去了。”一个男声闷闷地说，“就说娃发烧，得守夜。”
“对，我也称病。”另一个接话，“反正又不是真坏机器，装装样子得了。”
我转身就走，脚步没乱。穿过走廊时顺手把药瓶塞进垃圾筐，指尖在裤兜里划过笔记本边缘。回到工位，我抽出笔，在昨夜名单旁写下：拒加班、称病推脱、归因出身差异。字不重，纸却有点皱。
下午三点，我去厂办交新的排班草案。文件夹里夹着调整后的轮值表，面上干净，底下一叠全是备份。李红梅办公室门开着，她正和两个穿旧工装的男人说话，看见我，话头一断，两人立刻起身走了。
我递上文件，她接过时嘴角抽了一下，像笑，又不像。
“最近工人情绪不稳。”她说，“有些人觉得任务太重，怕完不成反扣钱。”
“那就别接。”我说，“指标摆在那里，愿者上钩。完不成的，也不用厂里罚，自己脸面搁不住。”
她噎住，手指捏紧文件夹边。
我笑了笑：“您也辛苦，天天盯着人。不过这回不用您操心，我这边自己管。”
走出办公室，我没回车间，而是拐向宿舍区。路过七栋三号，李红梅家门口晾着件蓝布衫，袖口磨得起毛。她爱吃瓜子，壳子总扔门口水泥缝里。今早还有新壳。
回到自己房间，我从床铺最里侧拖出木箱，掀开压着的旧毛衣，把本子塞进去，合上盖，再把毛衣铺平。那件毛衣是娘去年寄来的，灰扑扑的，领口松垮，我一直没穿。
天快黑时，林晓雅在楼下喊我吃饭。我没应。坐在床沿，脑子里过了一遍名字、时间、地点。证据不全，但链子已经露头。只差一根线，就能把人串起来。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钢笔，笔帽冰凉。
明天第一班开机前，我会再查一次签到簿。如果那三人又一次“调试”，却连机房门都没进，那就不是怠工，是合伙演戏。
到时候，我不急着揭，也不吵。
我要让他们自己跳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