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把调度室的窗框染成金红色，我站在桌前，笔尖悬在稿纸上方。最后一车包装物料已经入库，周炳坤的名字在交接单上签得工整。东西齐了，现在该让人知道它值。
抽屉拉开，我摸出那叠珍藏的新式横线稿纸——不是厂里发的那种粗糙黄纸，是去年从百货商场偷偷买的，一直没舍得用。今天值得破例。
“蝶恋春”三个字先落下来，接着是编号、支数、成分。写到一半，我停住。这些数字工人记得，主妇们不认。她们要的是什么？一件能穿出门的体面，一句“我没乱花钱”的底气。
我把前面全划掉，重新起头。
“红旗纺织‘蝶恋春’系列，三十二支精梳棉，洗十次不褪色、不变形。不是城里人才配穿得好，咱们工人姐妹，也该有自己的体面。”
笔顿了顿，我又补上一句：“一件顶三件穿，省下的钱给孩子买书本，日子才能越过越宽。”
写完通读一遍，自己念出声。语气像拉家常，但每个字都踩在点上。这才是老百姓听得起劲的话，不是广播站里那种板着脸念通知的腔调。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稿子往广播站走。方姐接过一看，眉头先皱起来：“这不像广告，倒像是替人诉苦。”
“本来就是。”我说，“谁家买布不是为穿衣过日子？你让她们听见自己的声音，自然就信了。”
她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忽然抬头：“可领导要是说我们拿公家电台做私人生意呢？”
“这不是生意，是帮工厂活命，也是帮主妇省钱。”我把一张手绘草图递过去，“你看这三个时段——早八点做饭时，午十一收工回家路上，晚六点半吃晚饭。哪个钟头不是家家户户守着匣子听新闻？这时候放一段实在话，比贴一百张海报都有用。”
方姐盯着图表看了半晌，嘴角慢慢松动：“你还真当过主编。”
她起身进了播音室，出来时手里拿着排期表：“下午四点黄金档，给你十分钟。只试一次，要是没人反应，下次就得排队等空档。”
“够了。”我说，“一次就够了。”
录音那天我没带工装外套，换了件素净衬衫。进门前碰见陆承洲的事我没提，也不需要谁陪。我自己对着麦克风，把那几句话又念了一遍。
说到“省下的钱给孩子买书本”时，我声音低了一度，像压着心疼讲出来的。方姐在监听间突然抬手，示意暂停。
她走出来，递给我一杯温水：“你这不是卖布，是替她们说话。”
我喝了口水，点点头：“那就让他们听听，普通女人想的是什么。”
当天傍晚，我蹲在厂区门口的小摊上吃馄饨，耳朵却竖着。街角喇叭准时响起，熟悉的语调从空中飘下来，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我写的文案。
旁边一个拎菜篮的大姐停下脚步，仰头听着，嘴里还咬着馄饨叉子。放完一遍，她转头问摊主：“红旗厂那个‘蝶恋春’，真那么结实？”
“电台都说了，洗十次不变样。”摊主答得干脆，“我媳妇昨天就想去供销社抢一块，晚了一步，没了。”
我低头喝汤，没吭声，心里却清楚：成了。
第二天清晨，调度室电话响得炸锅。我刚进门就接起来，是供销社王主任：“苏小梅！你们这广播是下了蛊吧？天还没亮就有老太太抱着被单来排队，说‘电台里讲得真，咱信这个’！”
“断货了？”我问。
“快了！‘蝶恋春’三个花色全清仓，现在人都堵在柜台前问什么时候补货！”
我挂了电话，立刻叫仓管开临时提货窗口，允许工人亲属凭收音机收听证明优先购买。消息一放出去，厂门口立马热闹起来。有人特意抱着收音机来登记，还有小孩举着写有播放时间的小纸条，说是妈妈让他记下来的。
中午时分，街上开始传新说法：“红旗厂的布，连电台都在推！”
我坐在调度台前，翻开台账，在昨日记录下方写下一行字：
**广播反馈：极佳**
钢笔还未放下，窗外家属楼阳台上，又传来熟悉的播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