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度台的数据表刚核对完一半，笔尖在“日均出货量”那一栏顿了顿。我正准备翻下一页，门外传来脚步声，是车间老张的儿子小陈，穿着财务科的灰制服。
“苏师傅，赵厂长让您去趟会议室，就在财务室旁边那间。”
我把钢笔盖拧上，顺手拍了拍工装袖口并不存在的灰。没问什么事，只点头说知道了。这种时候找我，八成是和产量报表有关。我起身时看了眼墙上的钟，九点十七分，阳光已经爬过窗框，照在桌角那摞还没送走的发货单上。
走廊比往常安静。平日里总有人端着搪瓷缸子来回串门，今天却连水房的门都关着。我走过拐角时听见一句压低的声音：“是叫她去领奖？”
另一个声音回得更快：“不是奖，是分红。听说光现金就九千。”
我没停步，也没回头。只是手指在裤缝边轻轻擦了一下，像要把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甩掉。
会议室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面传出赵国强的声音：“进来。”
他坐在会议桌一头，面前放着两个牛皮纸袋。一个鼓一些，边角被胶带封得整整齐齐；另一个扁平些，印着供销系统的红章。桌上没有茶杯，也没有文件摊开，干净得不像个办公的地方。
“坐。”他说，指了指我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双手放在膝上，等着他开口。
“上次开会我说过，谁帮厂里扭亏为盈，就给谁实打实的奖。”他没绕弯子，“现在，我来兑现。”
他推过第一个袋子。我打开，三叠百元钞票码得齐整，崭新的油墨味冲出来一点。八三年的百元大钞还不常见，多数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钱堆在一起。这九千块，够普通工人不吃不喝挣三十年。
我没动。
他又推过第二个袋子。“这是物资凭证。”他一条条念，“两台蝴蝶牌缝纫机，五匹的确良布料，三张永久牌自行车票。凭这个去市轻工局提货，不用排队。”
我还是没伸手。
“你不拿，大家更不敢要好处。”他看着我，语气没变，“这不是施舍，是你应得的。”
我低头看那两张凭证。缝纫机和自行车票都是硬通货，尤其是蝴蝶牌，城里多少媳妇为了它熬夜排队。的确良布更是抢手，以前厂里发福利都轮不上几尺。
“那我收下。”我说，声音不高，但清楚，“但我希望，以后奖励能更多向一线班组倾斜。”
他点点头，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你提的建议，从来都不是为自己。”
我把两个袋子抱起来，纸面粗糙，蹭着手臂有点痒。我站起身，他也跟着站起来，没再多说什么，只拍拍我肩膀：“好好拿着。”
走出会议室，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大片阳光。我走到楼梯口，听见身后有脚步追上来。
是财务科那个年轻会计，戴副黑框眼镜，手里捏着一张回执单。
“苏师傅，这是签收回执……全厂就您一个人发这么多。”她声音压得很低，眼神躲闪，“大家都议论呢。”
我接过笔，在名字后面画了个勾。“议论多了，也就习惯了。”
她没再说话，转身走了。我拎着袋子下楼，脚步平稳。
行政楼外的台阶被晒得发白，我站在顶上停了一秒，换左手提两个袋子，右手伸进工装口袋摸了摸——那支旧钢笔还在。笔帽有点松，但我一直没换。
阳光照在脸上，热乎乎的。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还是那个细纱车间女工的轮廓，洗得发白的工装，沾灰的布鞋。可脚边放着的，已是普通人几年都挣不到的东西。
我没有笑，也没多看。只是轻轻吸了口气，然后朝家属区方向走去。
步伐依旧干脆，肩线松了一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