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我睁开眼，床头那两袋文件还摆在原处，纸角压着昨晚没来得及收的钢笔。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笔帽，松动的地方硌了下掌心。窗外水泥地泛着青灰，楼道里还没人走动，可我知道，安静到不了多久。
陆承洲昨晚说“明天估计会有事”，我没应声，但心里清楚，风已经吹起来了。
我起身穿衣，动作利落，把文件塞进帆布包，顺手拎上饭盒。出门时瞥了眼门缝底下——没人塞纸条，也没放东西。还好，还没开始堵门。
走到家属区拐角，第一拨人就等在红旗厂大门口了。
两个穿旧工装的男人蹲在墙根抽烟，见我走近，立刻站起来。其中一个高个子迎上来，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厂牌复印件：“苏师傅？我们是城西棉纺厂的，厂长派我们来的，想请教您……咱们厂这布是怎么卖出去的？”
我没停步，只点了点头：“你们厂也积压布？”
“积压快半年了！”矮个子抢话，“库房都堆满了，工人三个月没发全薪。”
我看了他一眼：“那你们清过库存吗？知道哪几款压得最多？”
他愣住，和同伴对视一眼，摇头。
“宣传不是变戏法。”我往前走，“换个标题、换张海报，解决不了你们机器老旧、花型三年不更新的问题。”
他们还想说话，我摆摆手，从侧门进了厂区。
第二拨拦在细纱车间外。是个扎辫子的女工，三十出头，袖口磨毛了，手里攥着个信封：“苏姐，我们厂长让我来问……黑板报能不能帮我们写一期？说只要士气提上来，产量就能翻倍。”
我接过信封，没拆，直接还给她：“你们车间有动员会吗？组长平时跟你们聊什么？”
她低头：“就……说要完成任务。”
“那黑板报写得再热闹，也是空中楼阁。”我把信封塞回她手里，“人心不是靠几句话鼓起来的。你们厂要是真想改，先让工人敢说话。”
她嘴唇动了动，最终没再追问，默默退到一边。
第三拨人围在厂办走廊时，我已经在赵厂长办公室坐下了。
“外面那些人，”赵厂长递来一杯热水，“都是冲你来的。”
我点头：“我知道。”
“张文员刚才还想拦，说普通工人不能擅自接待外单位。”他笑了笑，“结果被一个老厂长怼回来：‘她能让废厂起死回生，你能让工人多纺一尺布？’”
我没笑。这种话听着痛快，但也危险。
我起身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四组人站着，有穿中山装的干部，也有满手油污的技术员。见我出来，全都静了下来。
我扫了一圈：“我没开公司，也不是顾问。你们要的是结果，可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试出来的吗？”
没人回答。
“我们先查了供销社门市部的畅销款，又翻了仓库三年积压数据，改了两个小批次布样，贴了八张手绘海报，跑了五家摊贩谈七日试销。”我语速平直，“这不是灵光一闪，是挨个试出来的。”
有人急着问：“那您能不能把这套方法教给我们？”
“我可以讲。”我说，“下周市文化馆有个空厅，如果你们真想听，可以去那里。我不收钱，也不签协议，只讲我们做了什么，怎么做出来的。”
说完我就走了，背后一片低语。
中午没回家属区，在车间吃了饭。下午再去调度台核对发货单时，听说又有两家服装厂派人来了，被门卫登记后领去了招待室。
傍晚回家，院门口放着三个纸包。
我弯腰捡起来，第一个是花生，用旧报纸裹着，上面歪歪扭扭写着“谢谢苏师傅，我们女工也能买新布了”。第二个是张手绘卡片，蜡笔画了个笑脸，写着“看了你们厂的小报，我们女工也开始写意见了”。第三个是一封信，没署名，字迹潦草：“我也想办个小刊，可领导不让。我能偷偷印吗？”
我把东西拿进屋，放在桌上，煤油灯刚点着，火苗跳了一下。
我抽出那支笔帽松动的钢笔，翻开一本空白笔记本，在首页写下一行字：
“不是所有改变都能立刻被理解，但只要有人开始想，火种就算点着了。”
合上本子，吹灭灯。
窗外月光照进来，落在桌角那份尚未拆封的“优秀青年职工”申报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