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我就把帆布包里的文件重新理了一遍。那支笔帽松动的钢笔被我拧紧了，塞进外侧口袋。桌上三份昨晚收到的纸包还摆在原处，花生、蜡笔画、匿名信，我没再看第二眼。火种点着了，接下来得有人去添柴。
家属区门口已有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我推车出门时，两个穿蓝布工装的男人正站在文化馆台阶前翻笔记本，见我走近，其中一个抬头问：“苏师傅？今天真是您讲？”
“是。”我应了一声，从车后架拿下带来的牛皮纸袋，“人多吗？”
“多了去了。”另一人苦笑，“文化馆说报了六十多个单位，椅子只够摆四十张，后排都加了长条凳，还有站的。”
我没说话，拎着袋子往里走。
文化馆空厅比我想的大些，但确实挤。墙边靠窗一溜桌椅，中间过道窄得只能侧身过人，后排站着的人把门都堵住了。我走到讲台前，放下袋子，掏出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怎么卖布**。
底下嗡了一声。
“有人觉得我是运气好。”我转身面对他们，声音不大，但足够传到后排，“红旗厂积压三年的布，一夜清空，像变戏法。可戏法能发工资、修机器、接新订单？”
没人接话。
我打开袋子，抽出几张硬纸板，背面贴满布料边角和旧海报。一张是红旗厂原来的宣传单，红底黄字写着“优质纯棉 经久耐用”；另一张是我做的《春涧》手绘海报，留白多，标题斜排，布纹拓在纸上。
“这张，贴出去第三天，供销社柜台前围了三十多人。”我把两相对比图挂上墙钉，“不是我字写得好，是老百姓眼睛不瞎——他们买的是‘好看’，不是‘耐用’。”
前排一个老厂长咳嗽两声：“苏同志，你有赵厂长支持，我们厂领导可不听女工说话。”
我点头：“赵厂长一开始也不信。我拿的是数据——供销社畅销款前三名是什么花色，仓库压货最多的是哪几批，改两个小样试销几天，销量翻倍，他才点头。”
我说完，转向角落里最早来打听的城西棉纺厂代表：“你们报上来的库存表，我昨晚看了。压得最狠的是‘金龙腾’婚庆系列，对吧？”
那人一愣，忙翻开本子：“是……整整八千米。”
“那就先清这批。”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三角，“第一步，盘点真实滞销款；第二步，挑一款改花型，别大改，换配色、缩图案；第三步，找三家摊贩签七日试销，卖不出去算你的。只要动起来，结果自然会说话。”
他低头记，笔尖快飞出去。
后排又有声音：“我们车间连宣传栏都不让换，领导说乱。”
“那就不用栏。”我从袋子里拿出三样东西：一张背面印着广告的旧挂历、半截红粉笔、一个铁皮盒，“这是我的‘启动三件套’。挂历背面画画，挂在食堂门口；每天早上广播室没人用，占五分钟念念新款故事；意见箱就用这铁盒，锁上，钥匙你自己留着。”
底下开始翻本子沙沙响。
“爆款不是天上掉的。”我指了指墙上那张《云阶》海报，“它得有人敢试，有人肯听，有人愿意把话说出来。你们厂有没有人想改？有，就从这三件小事做起。做完了，再来问我下一步。”
一个年轻技术员举手：“要是领导还是拦呢？”
“那你得让他看到数字。”我说，“我不靠贵人，我靠事实。等你做出第一个翻倍的试销单，他不点头也得点头。”
散场时没鼓掌，但没人立刻走。有人围着墙上的布样拍照，有人抄我写的“三步试错法”，还有人蹲在地上临摹海报排版。我把讲课用的纸板和空白表格模板留在讲台上，对守在门口的文化馆干事说：“以后谁来取，都给。不收钱。”
走出大门，阳光正好。
回厂路上，我特意绕了条远道。路过西市口百货大楼后巷，看见一家服装厂的墙报——红漆打底，标题用黄漆斜刷着“今夏流行色”，下面贴着仿《春涧》风格的手绘布样，虽笔触生涩，但分区清晰，留白得当。再往前，第二家厂的公告栏下围着几个女工，正对着一张“试销预告”指指点点。
我没停步，也没回头。
走进红旗纺织厂侧门时，调度台的小刘抬头喊：“苏师傅！又有人来找您，说是郊区针织厂的，在招待室等着。”
“知道了。”我应了一句，走向细纱车间。
肩线松着，脚步没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