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
还没进六月，天就热得不行。槐树上的叶子被晒得蔫蔫的，垂着头，一动不动。阿娥每天还是扫地，可扫几下就得歇一歇，用手绢擦擦脸上的汗。那只花猫连动都不动，就躺在墙根的阴凉里，偶尔睁开眼，眯一下，又闭上了。
沈迁还是每天去祠堂。那些孩子热得坐不住，念书的声音也懒懒的。他就少讲些，多让他们写字，一笔一划，慢慢写。
有一天下午，陈济民忽然来了。
他站在院子门口，脸上有些不对劲。沈迁把他让进屋里，倒了一杯凉茶。陈济民接过来，喝了一口，放下，说：
“出事了。”
沈迁看着他。
“卢沟桥那边，”陈济民说，“打起来了。”
沈迁愣了一下。
陈济民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递给他。沈迁接过来，看着上面的字。字很小，可他看得清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双方发生冲突……
他把报纸放下，坐了一会儿，问：
“会打到这边来吗？”
陈济民摇摇头，说：
“不知道。可听说上海那边也紧张。”
沈迁想起上海，想起学校，想起那些学生，想起林先生。林先生还在北边，不知道怎么样了。
陈济民坐了一会儿，走了。
那天晚上，沈迁没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起卢沟桥那三个字，一会儿想起林先生的脸，一会儿想起上海的那些灯火。
第二天，他去祠堂。那些孩子还在，坐在课桌前，等着他。他看着那些脸，一张一张的，忽然不知道该教什么。
“先生，今天学什么？”有孩子问。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说：
“今天学‘国’字。”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国”。一竖，一横折，一横，一竖，一横折，一横，一点。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
那些孩子跟着写，也写得很慢。
“这个字，”他说，“就是国家。”
孩子们抬起头，看着他。
“国家是什么？”有孩子问。
他想了想，说：
“就是咱们站着的这块地，就是咱们喝的水，就是咱们吃的粮食。就是你们的家，就是这间祠堂，就是这片田。”
孩子们眨眨眼，似懂非懂。
“记住了吗？”他问。
“记住了。”他们说。
他点点头，让他们继续写。
日子还是那样过，可又不一样了。
镇上的人开始议论，说仗要打过来了，说县里已经在组织民团，说有钱的人家在收拾东西，准备往南边跑。沈迁每天去祠堂，教那些孩子认字，念书。可他知道，有些东西正在变。
八月里，上海打起来的消息传到镇上。
那天陈济民又来了，脸上比上次还难看。他说，听说打得很厉害，租界外头都成了战场，死了很多人。
沈迁想起上海，想起学校，想起那些学生。他们现在在哪儿？还活着吗？
他想起林先生。林先生在北边，离战场更近。
他想起秀芬。秀芬在上海，在报馆工作，不知道有没有事。
那天晚上，他又坐在院子里，坐了很久。阿娥从屋里出来，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
月亮升起来了，还是那样白。可那白，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
过了很久，沈迁忽然说：
“阿娥，我想去一趟上海。”
阿娥没说话。
“有些事放不下。”他说，“想去看看。”
阿娥还是没说话。
他转过头，看着她。月光下，她的脸很安静，眼睛看着他。
“去多久？”她问。
“不知道。”他说，“也许几天，也许……”
他没说完。
阿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只花猫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趴在她脚边，打着呼噜。
过了很久，阿娥抬起头，说：
“去吧。”
沈迁看着她。
“娘说过，”阿娥说，“让你自己拿主意。”
沈迁心里动了一下。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在他手心里，没动。
“我会回来的。”他说。
阿娥点点头。
月亮在天上，慢慢的，往西边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