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沈迁收拾了那个藤条箱。
阿娥给他准备干粮，一包馒头，一包咸菜，还有几个煮鸡蛋。她把那些东西放进箱子里，又把一件叠好的衣裳放进去，那是他冬天穿的那件灰布长衫，她补过了，袖口磨薄的地方衬了一块布，针脚细细密密的。
沈迁站在旁边，看着她做这些。
收拾完了，阿娥站起来，看着他。
“路上小心。”她说。
沈迁点点头。
他提着箱子，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阿娥站在天井里，那只花猫蹲在她脚边。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
“等我回来。”他说。
阿娥点点头。
他转身走了。
走过巷子，走过陈家祠堂，走过那片稻田。走到河边的时候，他回过头，远远地，还能看见那两棵槐树，还有槐树下那个小小的影子。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上了船。
船开了。河水在船下流着，咿咿呀呀的桨声，和以前一样。
他坐在船舱里，看着河边的房子、树木、稻田一点一点往后退。天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也没有雨。
远处传来一声鹧鸪啼鸣：
“行不得也哥哥——”
他闭上眼，靠在船舱壁上。
船往前走着，河边的房子越来越远。
到上海的时候，是第三天下午。
北站关了。他从别的站下车，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那条熟悉的弄堂。他不知道林先生有没有回到上海。但是，既然都来了，就想来看看。
万一林先生真在上海呢。石库门房子的楼梯还是那样又窄又暗。他一边在心底这样想着，一边摸黑上了二楼，敲了敲那扇门。
没人应。
他又敲了敲，还是没人。
隔壁的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说：
“找姓林的？早搬走了。”
沈迁愣了一下。
“搬哪儿去了？”话刚出口，心底就觉得，自己问的多余。
老太太果然摇摇头，把门关上了。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下楼，往学校走。
学校也关了门。门口贴着告示，说战事紧张，学校暂停，开学时间另行通知。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张告示，看了很久。
他又去了霞飞路。
女青年会宿舍还在，那栋红砖小楼还在。他进去，看门的老人还认得他，说：
“找秀芬姑娘？她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老人摇摇头，说：“不知道。打仗了，都走了。好像有人说是去了重庆，也有人说嫁人了，搞不清楚。”
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去哪儿。
走出宿舍，他站在街上。街上的人不多，有些店铺关了门，有些还开着。电车还在跑，叮叮当当的，和以前一样。
可他知道，不一样了。
他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夜里，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声音。偶尔有炮声，远远的，轰隆隆的，像打雷。可他知道不是雷。
他在上海待了三天。
这三天里，他去了所有能去的地方。林先生可能去的地方，秀芬可能去的地方，学校里的同事可能去的地方。可一个人也没找到。
有些人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些人还在，可什么也不知道。
第三天晚上，他坐在黄浦江边，看着对岸的灯火。江水和以前一样，灰蒙蒙的，和对岸的灯火隔着一片茫茫。有几条船泊在岸边，船上的灯火一点一点的，像落在水里的星星。
他想起那年和秀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这里。她走了，他一个人站着，看了很久的江。
现在他又一个人站在这里了。
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回镇上？还是继续找？
他不知道。
月亮升起来了，照在江面上，碎碎的，像无数片银色的叶子。
他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往回走。
第二天一早，他买了船票，回了镇上。
船还是那只乌篷船，船家还是那个瘦汉。船舱里也有乘客，可他不认识。他坐在舱门口，看着河边的房子、树木、稻田一点一点往后退。天晴了，太阳照在水面上，亮晃晃的。
他想起这次出门，什么也没做成。人没找到，事没办成，就这么回来了。
可他忽然觉得，也没什么。
船到镇上的时候，是下午。他提着箱子，走过那三条巷子，走过陈家祠堂，走到巷子尽头。
那两棵槐树还在。院子里有声音，是阿娥在扫地，刷，刷，刷，一下一下的。
他推开门。
阿娥抬起头，看见他，愣了一下。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
阿娥没再说话。她放下扫帚，走过来，接过他手里的箱子。那只花猫从墙根站起来，走到他脚边，仰头叫了一声。
沈迁站在那里，看着她提着箱子走进屋里。阳光照在天井里，照在那棵槐树上，照在那些扫成一堆的落叶上。
他忽然觉得，这才是他该在的地方。
那天晚上，他又坐在院子里。月亮升起来，照在天井里，还是那样白。阿娥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碗热汤，放在他旁边。她在门槛上坐下，陪着他。
过了很久，沈迁忽然说：
“人没找到。”
阿娥没说话。
“林先生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秀芬也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学校关了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
阿娥还是没说话。
他看着天井里的月光，看了一会儿，又说：
“可我觉得，也没什么。”
阿娥看着他。
他转过头，也看着她。月光下，她的脸很安静，眼睛亮亮的。
“该做的事，”他说，“在这儿也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