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收工铃响过三遍，我正把扳手擦干净塞进工具箱，广播站的车就停在了厂门口。司机小跑过来递上一张纸条，油墨还没干透：**“方姐等你，电台三楼东会议室，五点前务必到。”**
我没问什么事。上个月那支《蝶恋春》的音频刚播完，供销社门口排长队拿收音机证明换布票的事还在街面上热着。能让人专程来接的，不是麻烦，就是机会。
我换了件干净蓝布衫，没扎头绳，头发用橡皮筋随手一圈。路过水房时掬了把冷水拍在脸上，镜子里的人眼皮有点沉，但眼神还亮。这副模样去见方姐，刚刚好——不卑不亢，也不装大尾巴狼。
市广播电台在文化路拐角，灰墙红顶的老楼，门厅贴着本周节目单。我一眼就看见下午四点档写着“特别播报：红旗纺织厂新品推介”，底下括号标注“撰稿人：苏晚”。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栏目里挂上自己的名字，还是全称。
三楼走廊安静得过分。推开东会议室的门，方姐一个人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着几页纸，手里夹着烟，指节发黄。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把烟摁灭在搪瓷缸里。
“来了？”她声音哑，“坐。”
我拉开椅子坐下。桌上摆着两份合同，封面印着“市广播电台特约撰稿合作协议”。
“你不参评‘技术标兵’，赵厂长跟我说了。”她开门见山，“可你在厂里待得住，我们这儿留不住人？”
我没接话。上回录音完她提过合作，我说要考虑。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干，是怎么干。
“我不是体制内的人。”我说，“也不会为了进编制去写那些汇报材料。”
“谁要你进编制了？”她嗤了一声，抽出其中一份合同推过来，“非编制聘用，按稿计酬，不占编制名额。台里开会吵了三天，最后卡在一句话上——能不能给你开个固定栏目？”
我翻开合同。第三条写着：“撰稿人享有内容创作自主权，播出内容无需前置审查。”第七条注明：“甲方设立专属栏目《晚风夜话》，每周三、五晚八点黄金档播出，由乙方独立供稿。”
我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了两秒。
“他们怕出事。”方姐说，“一个女工，天天上电台讲东西，万一说了不该说的……上面有人不同意。”
“所以你扛下来了。”我说。
“我不扛，谁扛？”她点了根新烟，火苗晃了一下，“你写的每一篇稿子我都听过，没一句虚的，也没一句越界的。老百姓爱听真话，也听得懂分寸。你比那些老笔杆子知道什么叫‘群众语言’。”
我合上合同，从兜里掏出钢笔。
“栏目名是你定的？”我问。
“我想的。”她顿了顿，“《晚风夜话》，听着像个人在说话，不像念文件。”
我点点头。名字不花哨，也不土，正好。
“时段呢？八点？”我又问。
“黄金档。”她说，“没人敢动。”
我拧开笔帽，在乙方签名处写下“苏晚”两个字。笔画利落，没拖泥带水。
方姐把另一份合同收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薄纸递给我。是本月节目安排表，《晚风夜话》四个字已经印在周三、五晚八点的位置上，旁边标注“首录时间：明早九点”。
“这是你的第一份任务书。”她说，“不用试音，也不用试稿。直接来录就行。”
我接过表格，折好塞进衣兜。
“你不问我要写什么？”我起身时问。
“你要写什么，自然会写。”她靠着椅背，终于露出一点笑，“我只管给你腾地方。至于你怎么用这个场子——那是你的事。”
我拉开门准备走，听见她在后面说：“对了，以后别让司机去厂里接你。你骑车过来也好，走路也好，自己决定。这里是你的地方，不是谁赏的饭碗。”
我没回头，抬手示意知道了。
下楼时夕阳正斜照进楼梯间，水泥台阶被晒出一道暖色。我数着步子往下走，一步没快，一步没慢。兜里的节目单边角硌着大腿，像块硬纸片，又像枚通行证。
走到一楼大厅，我拐去服务台借了把剪刀。回来时站在公告栏前，把旧节目单上“临时播报”那栏撕下来，扔进旁边的铁皮桶里。
新一期的还没贴上去，空了一块。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节目单，没急着补。
转身出门，天光还亮。我跨上自行车，车把上的帆布包里装着那份签好的合同，风吹起来，一角露在外面，哗啦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