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碾过家属区门口那道水泥缝，我推着自行车进了门。帆布包还在车把上挂着，拉链紧闭，里头装着昨晚写完的稿子和今天要录的提词本。天刚亮透，风里还带着点晨露的湿气，小院安静得很，只有瘸腿猫在墙根下舔爪子。
我没回家换衣服，直接调转车头往广播站方向骑。路上人还不多，几个老头儿蹲在街口喝早茶，收音机搁在板凳上，正播着天气预报。我经过时没敢多看一眼，只把车蹬得更快了些。
九点整，我推开广播站三楼东侧的门。方姐已经在了，坐在控制台前翻文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我坐下，把包打开，取出稿件递过去。纸页边角压得平整，一个折痕都没有。
“就这些？”她问。
我点头：“第一期，《有些话，我们憋得太久了》。照之前说的，背景配风声，读的时候慢一点。”
她快速扫了一遍，眉头动了动，又抬眼看了看我，“你写的？”
“我写的。”
她没再问，把稿子夹进文件夹，朝里面喊了一声：“老陈，准备录音，九点十分开始。”
技术员应了声，开始调试设备。我坐在角落等，听见磁带转动的声音，接着是极轻的一段前奏——几秒风掠过树叶的采样，像谁在深夜推开阳台门。然后，我的声音出来了。
“有些话，我们憋得太久了……”
我听着自己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平稳、不急不缓，像是另一个人在说话。可我知道那是我。每一个字都踩在心跳上，不是煽情，也不是控诉，就是把那些藏在枕头底下、写了一半又撕掉的话，原原本本地念出来。
“你不是疯了，也不是命苦，你是醒得太早，而周围人还睡着。”
控制室没人出声。方姐盯着仪表盘，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老陈低头记参数，耳机戴得严实。
与此同时，在这座城市的许多角落，收音机的旋钮被悄悄拧到了这个频率。
纺织厂宿舍二楼，女工王姐靠在床上补袜子，针停在半空，眼睛盯着窗外。隔壁床的小李原本在看小说，听见声音后慢慢合上了书，侧耳听。
街边糖水摊，卖酸梅汤的老太太关掉了评书频道，把收音机往耳边凑了凑，嘴里嘀咕一句：“这声音听着熟。”
西市口裁缝铺里，阿娟正踩缝纫机，脚下一顿，机器停了。她摘下眼镜，伸手去够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口袋里的收音机，音量调大。
一辆自行车从巷口路过，骑车的年轻人忽然放慢速度，贴着墙根滑行，耳朵对准二楼开着的窗户。那户人家的收音机正响着：“……她们没改天换地，只是每天多走一步。”
他停下车子，站在那儿听了整整五分钟，直到片尾风声渐弱，节目结束。
控制室里，老陈猛地站起来：“方姐！你快看数据！”
方姐走过去，盯着监测屏上的曲线图。一条原本平缓的线，在九点十五分突然拔高，像一根钢针直插上去，越过晚间新闻峰值，冲破年度纪录红线。
“这是……实时收听率？”她声音低了八度。
“没错！”老陈指着记录仪打印出来的纸条，“刚才最高点，全市接入监测网的收音机有百分之六十七同步锁定在这个频道！历年夜间栏目最高才百分之四十一！”
方姐沉默了几秒，回头看向我：“一个女工写的稿子？就这么安静地念出来？”
我没接话，只看着屏幕上那条不肯回落的曲线。
值班员跑进来，手里攥着另一份报表：“三科刚报上来，半小时内接到十二个单位电话，问这档节目是不是临时特别报道。还有三个街道办说要组织集体收听。”
“上报台长了吗？”方姐问。
“已经说了，正在开会讨论后续安排。”
她说完，转向我，语气变了：“今晚重播一次，黄金档加推十分钟。”
我摇头：“不用。让它自己走就行。”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笑了下，没再说什么。
我收拾好包，起身离开。走廊灯光白晃晃的，照在墙上挂着的节目单上。我的名字印在《晚风夜话》后面，字体不大，但清晰。
走出广播站大楼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我推车穿过小巷，拐进家属区。还没到家门口，耳朵忽然一动。
好几户人家的窗户都开着，收音机的声音断断续续飘出来——
“……你是醒得太早，而周围人还睡着。”
我停下脚步，抬头看。窗帘微微晃动，有人在里面悄悄调低了音量，但没有关掉。
往前走了几步，听见乘凉的老人在聊天。
“这个‘晚风’是谁啊？听着像咱厂里的小姑娘。”
“可不是嘛，句句说到心坎里。”
我没停下，也没回头，只是把手搭在车把上，继续往前骑。车轮又一次碾过那道发白的水泥缝，发出轻微的咯噔声。
风从厂区吹过来，带着棉絮味和炒菜香。我抿了抿嘴，嘴角有一点弧度，很快就压下去了。
到了自家门口，我把车支好，手伸进帆布包摸钥匙。指尖碰到硬壳笔记本的边缘，我没掏出来，只轻轻按了一下。
屋里静悄悄的，煤油灯还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