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明把烟掐了，机场禁烟区的牌子就在头顶，他抬头看了眼，笑了笑。刚才那群人走的时候，于晴在安检口哭了，顾泽抱着她，俩人背影一晃一晃地消失在通道里。他站在车边没动，刘姐他们走了以后，他才低头翻手机。
“心理援助项目下周能出报告”——这话是他昨天说的，现在得兑现。
他打开行程表，日内瓦的会议在今天下午三点。飞机两小时后起飞，来得及。
助理小跑过来：“沈总，登机牌拿好了，行李也托运了。”
“嗯。”他接过登机牌，“基金会的数据包发过去没？”
“发了，国际组织那边说……还在评估。”
“评估？”沈嘉明挑眉，“让他们别光看文件，下午我亲自讲。”
飞机上他没睡，把国内这些年资助的学生名单又过了一遍。三百七十六个孩子，从山区小学到边疆小镇，有人考上了美院，有人办了个人展，还有个姑娘去年拿了亚洲青年艺术奖。他翻到照片页，指着那个扎马尾的女孩对空乘说：“这我资助的第一个学生。”
空乘点头：“您真有心。”
他摇头：“不是我有心，是有人让我知道，画画这事儿，真能救命。”
到了日内瓦，会场在湖边一栋老楼里。外头阳光刺眼，湖水蓝得不像话。几个外国人坐在长桌对面，西装笔挺，表情严肃。
“沈先生，我们很欣赏您的提议。”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开口，“但我们必须确认，这不是一次企业形象包装。”
沈嘉明没急着辩解，把平板推过去：“这是过去五年的资金流向、审计报告、受助人成长记录。你们可以查任何一笔钱，打任何一个电话。”
对方传阅着资料，有人皱眉，有人点头。
“我们注意到，很多受助者来自中国偏远地区。”另一个男人问，“为什么突然想做国际项目？”
“因为我去年见了个孩子。”沈嘉明说，“云南的，十二岁，先天性心脏病，但特别爱画画。他妈妈说，只要拿起笔，他就忘了疼。可家里穷，买不起颜料。我去的时候，他正用粉笔在墙上画雪山。”
他顿了顿：“那天我才知道，有些人的梦想，连一张纸都撑不住。”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所以我想把这事做大。”他说，“不只是中国的孩子，全世界所有想画画却没机会的，我都想帮一把。”
眼镜女看着他：“你打算投多少？”
“首年不少于五千万。”他说，“而且成立独立审计委员会，你们随便派人监督。如果发现一笔钱没用在刀刃上，我当场辞职。”
对方交换眼神，终于有人笑了：“沈先生，您很直接。”
“我也希望你们直接点。”他咧嘴，“要信我，咱们今天就签；不信，我改天再来，反正我不赶时间。”
签字仪式在四十分钟后举行。红布掀开，牌子上写着“东方之光国际艺术公益基金会”。记者咔咔拍照，闪光灯闪得人睁不开眼。
他没多留，当晚飞伦敦。
拍卖的事早安排好了。于晴工作室那边寄来的画作已经布展完毕，三幅作品挂在中央展厅：一幅是于晴临摹苏沫风格画的星空，一幅是苏沫生前未完成的《追光者》，还有一幅是夏晚画的三人合影——两个女孩手拉手，背后站着个模糊的男人影子。
“很多人想私藏。”策展人低声说，“尤其是那位中东藏家，出价八十万英镑。”
“不卖私人。”沈嘉明说，“只能竞拍，所得全归基金会。”
“可人家想要收藏啊。”
“那就让他当荣誉捐赠人。”沈嘉明掏出一份文件，“每拍下一幅，名字刻进基金会墙，还能提名一个受助名额。既圆了收藏梦，又做了好事，何乐不为？”
拍卖当晚，气氛比预想热烈。中东藏家用一百二十万英镑拿下《追光者》，举牌时还站起来鞠了一躬。第二幅被法国一位退休教授拍下，第三幅夏晚的合影，竟被一群留学生联合竞价，最后以四十五万落槌。
“我们凑的。”其中一个男生红着眼眶说，“我们在国外学艺术，知道没钱有多难。这画挂我们学生中心，天天看着，提醒自己别放弃。”
沈嘉明站在台下，鼻子有点酸。
他没上台讲话，散场后一个人走到展厅角落，摸了摸画框边缘。夏晚那幅画画得不算精细，线条甚至有点歪，可那种热乎劲儿，像冬天里突然被人塞了个热水袋。
第二天新闻铺天盖地。
《中国企业家捐建全球艺术希望》
《一幅画换百个梦想：东方之光照亮贫童画笔》
《他不是在做慈善，是在播种未来》
他一条都没转发，转头订了去柏林的票。
德国这边的第一所公益画室刚落成，在柏林郊区一个移民社区。房子不大，三十平米，刷成了亮黄色，门口挂着双语牌子：“欢迎来画画，免费。”
开门那天，十个孩子早早等在门口。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五，肤色不同，语言不通，但眼睛都亮着。
“他们昨晚就开始准备了。”当地负责人说，“不让家长帮忙，说要自己画一幅送给‘中国叔叔’。”
沈嘉明走进去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
整面墙都是画。没有草图，没有打线，全是直接上的颜料。红色太阳从蓝色地平线升起，中间站着一群手拉手的小人，脚下是汉字——“光来自东方”。
底下一行英文小字：“Thank you, Mr. Shen. We can dream now.”
他站在那儿，好久没动。
“他们说想叫您看看。”负责人递来平板，“社交媒体上已经炸了。这条视频上传四小时，播放两千多万。”
他扫了眼评论区。
“这才是真正的富豪。”
“原来有钱还能这么花。”
“请把这个基金会推广到我们国家！”
几天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找上门，说要授予“国际公益先锋”称号。
颁奖礼很简单，在基金会办公室举行。没有红毯，没有主持人，只有一张证书和一束向日葵。
“我们知道您不喜欢张扬。”代表笑着说，“但世界需要看到这样的榜样。”
沈嘉明接过证书，看了看日期。
正好是顾泽和于晴蜜月的第七天。
他掏出手机，给顾泽发了条微信：“兄弟，我在柏林。画室建好了，孩子们画了幅《光来自东方》。你说得对，有些事早点做，比什么都强。”
消息发出去，没指望立刻回。
他转身走向窗边，外面雨刚停，阳光斜照在黄墙上，一群孩子叽叽喳喳跑进来，手里抱着新发的画具。
“Mr. Shen！今天我们画彩虹！”一个小女孩举着蜡笔喊。
他应了一声，脱掉外套卷起袖子：“行，我帮你们调颜色。”
有个男孩怯生生递来一张纸：“我能画你吗？”
沈嘉明愣了下，点头：“当然。”
孩子低头开始涂，他就在旁边看着。一笔一笔，慢慢成型。不是什么大作，就是个站得笔直的男人，胸口别着一朵红花，背后写着三个字——
“好人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