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广播站大院门口，看着邮局三轮车卸下第三个麻袋。值班员抹了把汗，喘着气说：“今早四趟了，全是你们《晚风夜话》的。”我没应声，只把手里的帆布包紧了紧，往办公楼走。
方姐已经在三楼办公室等我。门没关，她坐在桌前翻信，桌上堆得比昨天还高。听见脚步，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先递来一杯茶。搪瓷缸上印着“先进工作者”，边角磕了道口子。
“坐。”她说。
我坐下。她把手里那封信轻轻放在桌上，是用烟盒纸写的，字挤成一团。“有个男人写，他老婆听完第一期，头一回跟他提离婚。不是闹，是坐下来，平平静静说的——‘我不想再装过得很好了。’”
我手指动了动，没去接。
“还有个老太太，每天准时听，记不住重播时间，就让孙子拿本子抄下来，贴在收音机旁边。”她顿了顿，“他们不是在听节目，是在找出口。”
我点头。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盖着红章。“《晚风夜话》即日起列为王牌栏目，主创苏晚，特聘撰稿人待遇，稿酬按省级刊物标准结算。”她把文件推过来，“会有人不服，但我不需要他们服，我只要结果。”
我翻开看了看，金额比我预想的高出两倍。
“空白选题表也给你。”她又抽出一张纸，递过来，“以后你想做什么专题，填这个就行，我批。播出时段你定，编导听你调。”
我抬眼。
她嘴角微扬，“怎么，怕压不住？”
“怕您兜不住。”我说。
她笑出声，眼角细纹舒展开，“我在这站二十年，啥风浪没见过？真要有人闹，我就说一句——收听率摆在那儿，谁不服，让他做个更高的栏目出来。”
我低头，在选题表上写下“女性匿名倾诉”几个字，圈了个圈。
她看着，没拦，只说：“下一期准备讲什么？”
“鞋。”我说，“她们不是不想走，是鞋太小了。”
她静了几秒，然后点头，“好题目。”
我们都没再说话，起身往东侧整理室走。门开着，屋里全是信。年轻女职员正低头登记，见我们进来，抬头叫了声“方主编”。方姐摆摆手，自己搬了张凳子坐下，开始拆信。
我也坐下来。桌上一堆未分类的，我随手拿起一封。作业本纸，字歪但工整：“我今年四十八，结婚二十六年，第一次觉得有人站在我这边。”
方姐忽然把一封信推到我面前。信封是挂历纸裁的，写着“方主编亲启”。我打开，里面只有几行字：“您敢让一个女工当主笔，是有胆量的人。我不懂广播，但我懂人心——这世道，缺的就是一个‘真’字。”
她看着我，“这种信，我收到了七封。”
我没说话，把信轻轻放回桌上。
“我不怕别人说我偏心。”她声音低了些，“我只问一句——你还愿意跟我一起扛下去吗？”
我抬头看她。她眼睛有点浮肿，显然是熬了夜，可眼神亮得像钉子，稳得很。
“只要您信我，”我说，“我就不会让您失望。”
她笑了下，没再说话，继续拆下一封。
我低头干活。一页页翻，一条条看。有人写丈夫打人，有人写婆婆压榨，有人写自己偷偷学认字，有人写女儿考上中专却被亲戚说“女孩子读太多书嫁不出去”。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传来钟声。十点。
一名年轻播音员敲门进来，手里拿着节目单。“方主编，今天下午的播出顺序……要调整吗？”
方姐没抬头，“问苏老师。”
那人看向我。
“按原计划。”我说，“除非方姐另有指示。”
“好。”她点头退下。
我翻开提词本，在《她们不是不想走，是鞋太小了》下面添了一句副题：“下期预告：我们想听听你的鞋子。”又在旁边标注：“需预留十分钟互动环节。”
方姐瞥了一眼，“打算让人打电话进来？”
“先试。”我说，“如果反应好，下次可以设固定热线。”
她嗯了一声，“设备那边我去协调。”
我合上本子，放在桌角。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那一摞摞信上，纸边泛着毛茸茸的光。屋外有脚步声，又有新信送到了。
我坐着没动。方姐也没催。我们就这样并排坐着，翻信，登记，沉默地处理着一场无声的潮水。
直到楼下传来广播前的提示音，我才起身。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晚上还来？”
“来。”我说，“明天也来。”
她点点头，继续低头写字。我转身出门，走廊安静，只有远处录音室传来调试音频的嗡鸣。
我走向准备室，推开门，把提词本放在桌上，坐了下来。窗外，一辆邮车正缓缓驶入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