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导播离开，我回到办公室，翻看着桌上新送来的听众来信，纸页边缘有些毛糙，是供销社常见的廉价信纸，我一张张看过，一封讲女儿听了节目开始学裁剪，想自己做裙子；另一封说老伴听完《晚风夜话》头一回主动洗碗。
门外脚步轻响，导播探头进来，递过一张卡片：“最后一个点歌卡，匿名的。”
我接过，卡片是新裁的硬纸片，边角齐整，不像随手撕的。字迹清峻工整，一笔一划带着军人式的克制——请播放《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有署名，只在背面加了一行小字：
“有些话不能当面说，怕惊扰你前行的风。但每一期节目，我都听着。你讲的不是广播，是光。”
指尖顿了一下。
我抬头问：“谁送的？”
“说是‘一个老听众’，电话打过来的，声音压低了，听不出年纪。”导播笑了笑，“不过这留言写得真好，比咱们台里编辑都走心。”
我没应声，低头又看了一遍那行字。最后一句像是轻轻撞了下胸口。我把卡片折成小方块，塞进上衣口袋，布料摩擦时发出细微的窸窣声。
“放吧。”我说。
导播转身回去，我仍坐着，手指无意识按了按衣袋。窗外天色已暗透，玻璃映出我模糊的轮廓，发髻整齐，脸没什么表情。可我知道耳根有点热。
控制室灯亮起，导播照例播报点歌信息：“这位朋友没留名字，但我们读到这段话，也替他紧张呢。”接着，他念出了那行留言。
我依旧坐着，手指按了按衣袋，耳朵却不由自主地捕捉着喇叭里传出的声音。 前奏钢琴声缓缓响起，轻柔舒缓，和这间旧屋子的水泥墙、铁皮桌格格不入，却又奇异地融进来了。
我摘下耳机试音，顺手戴上去听完整首。歌声流淌时，脑子里突然跳出画面：市宣传部会议室，陆承洲坐在我斜对面，中山装扣到最上面一颗，笔记本摊开，笔尖停在我刚讲完的一句话旁。散会后他起身，把一份文件轻轻推到我手边，指尖在纸角顿了半秒。
日子就这样在政策宣讲中一天天过去，有一次……
还有一次下雨，我没带伞，走出厂门却发现门口靠了把黑色长柄伞。第二天在文化馆碰见，他只说：“路过看见你没伞，顺手放的。”
而这样的温暖时刻，在之后的政策宣讲会上似乎又有了延续……
再就是每次政策宣讲会，他总坐在后排角落，不发言，也不走神，目光稳稳落在我身上，像在确认什么。
这些事都不重，轻得像风吹过水面，可现在串在一起，忽然有了分量。
歌快结束时，我闭了下眼。再睁开，控制室灯灭了。导播探头问：“苏老师，要不要加播感言？”
“不用。”我说，“歌好听就行。”
他耸耸肩，关了设备。
我起身走向办公室，走廊穿堂风刮过，吹动门边挂着的日历纸。值班员小张抱着记录本跑进来，脸都顾不上擦汗：“苏老师！外面电话炸了！好几个大妈打来问是不是你对象点的歌！还有人说这告白太会了，不露脸不说破，偏偏句句戳心！”
身后传来年轻工人围在门口的笑闹声：“哎哟这哪是点歌，这是隔空递情书！”“人家陆干事要是真这么干，我立马去民政局排队！”“你说会不会是他？”“你看她刚才听歌那样子，耳尖都红了！”
我脚步微顿，没回头，也没加快。手伸进衣袋，指尖触到那张折叠整齐的卡片，边角挺括，像某种无声的承诺。我把它往深处按了按，唇角终于彻底舒展。
走到办公室门口，听见身后议论更响，有人喊：“苏老师！管他是谁呢？”
我侧身进门，轻声说：“管他是谁呢。歌好听就行。”
门关上，屋内只剩煤油灯一盏，火苗微微晃。我拉开抽屉，把卡片放进最底层，压在一叠未拆的听众信下面。然后坐下，翻开新本子，写下明天要录的提纲标题：《鞋》。
笔尖顿了顿，我又补了一句：从一双解放鞋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