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广播站外的梧桐树影还压在水泥地上，我没等门卫老周开门，从侧边矮墙翻了进去。手里拎着的帆布包沉甸甸的，装着昨夜没来得及整理的信件。邮局三轮车昨天傍晚那满满一车信的画面还在脑子里晃，我知道，再不处理，这些纸片能把人活埋。
录音室的门一推开，我就把包往桌上一放，哗啦一声倒出几十封信。信封五花八门，有裁成方块的作业纸，有用旧挂历背面糊的，还有几封是用铅笔歪歪扭扭写地址的。我蹲下身，把鞋跟卡进桌腿缝里，借力把椅子拖出来，坐下就开始分堆：点歌的放左边，留言的放右边，重复的挑出来叠成一摞——光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就点了十七次，还有人写“请播给厂里小王听，他要是敢不娶我，我就去报名夜校”。
我盯着那堆信，忽然笑了一下。这哪是听广播，这是把话筒递给了他们自己。
八点半，我撕了张稿纸贴在控制台前，上面写着三条规矩：“只读真话”“不念抱怨”“每封入选信附一句回应”。然后从留言堆里抽出一封字迹工整的。是个女工写的，说听了上期节目，鼓起勇气报了技校裁缝班，丈夫一开始骂她瞎折腾，结果前天主动给她买了新剪刀。“他说，你要是真学成了，以后家里衣服都归你做。”信末尾画了个笑脸，像个小太阳。
我把它放在最上面，又翻出一张空白卡片，在背面写下：“你说想学裁缝，那就先量好自己的尺寸。”笔尖顿了顿，又补了句，“别让别人替你裁布。”
九点整，片头曲响起，我按下录音键，声音照常平稳：“今晚九点，《晚风夜话》——你的声音，也值得被听见。”
我念了那封信，停顿两秒，接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音乐一起，我自己都没忍住抬了下嘴角。录完最后一句口播，我摘下耳机，发现窗外天已经全亮了。走廊传来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我没应，只把刚录好的带子取下来，塞进标着“已审”的铁盒。
下午三点，我回了一趟广播站取笔记，刚走到二楼拐角，就看见门口排了队。七八个人站在那儿，手里攥着信，有的还拿着信封没封口，像是临时决定要投的。卖豆腐的老李也在，怀里抱着个军绿色帆布包，见我来了，赶紧往前凑一步：“苏编辑，我写了两句心里话，能念吗？”
我说：“能写出来的，都是心里话。”
他松了口气，把信塞进我手里，又小声补了句：“我媳妇让我一定问一句，下周能不能点《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她说听着这个，踩缝纫机都有劲。”
我点点头，接过信，没看内容就放进帆布包。转身要走，听见身后有人说：“我也写了！说我想考会计！”另一个声音跟着响起来：“我点《金梭和银梭》，给我妹听的，她要去上夜校！”
我没回头，只把包带子往上提了提。
第二天清晨，我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到站。邮递员老张蹬着三轮车停在门口，车斗里又是满当当的信，几乎要溢出来。他抹了把汗：“今天这波是今早六点前收的，后头还有两拨等着送呢。你们这栏目，快赶上春节寄家书了。”
我站在台阶上，没说话，只看着那一车信。风吹过来，掀开一只信封的角，露出里面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我伸手按住，把整叠信抱进屋里，放在桌上，重新分类。
这次，我挑了三封：一个中学生写他妈妈每晚准时听节目，听完就擦桌子、叠衣服，不像以前坐着发呆；一个退休钳工说他把节目录下来，每天放给养老院的老伙计听；最后一个，是张明信片，背面印着火车站，字很短：“我在外地打工，收音机坏了都不舍得扔。听到你说‘脚走的路，不该由别人量尺寸’，我把工头骂我的话全写下来烧了。现在换了个厂，工资高两块。”
我读完这封，停了几秒，然后在卡片上写下：“烧得好。灰烬不会压垮人，只会随风散开。”
片头曲再次响起时，我对着麦克风说：“从今晚起，每周五固定开通‘晚风信箱’环节，欢迎来信。你的声音，我们读给你听。”
那天晚上，我站在家属区楼下，听见不止一家窗户传出节目的声音。修车摊老张家的小屋里，他女儿正拿着录音机对准喇叭，一遍遍重放点歌环节。隔壁石凳上，那个总听节目的老人，正握着孙子的手，在纸上一笔一划写信。小孩写得很慢，但每个字都用力。
我站着看了会儿，转身回家，路上顺手捡起一张飘在水沟边的信封。是空的，地址也没写全。我把它揉成团，扔进路边的垃圾桶。
回到广播站，我在新的节目流程表上，用红笔圈出“每周五 21:15-21:25 晚风信箱”这一栏。然后翻开笔记本，在首页写下三行字：
只读真话。
不念抱怨。
每封信，都要有一句回音。
窗外，天彻底黑了。远处某户人家的收音机还在响，声音断断续续，却是我的声音：“……你说你不敢开口，可你已经写了第一封信。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