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家属区的路灯还亮着，我蹬着自行车拐进广播站后巷。昨儿交的带子已经播了，该出收听数据了。公告栏前没人，只有半张被风卷到地沟边的传单，我弯腰捡起来扫了一眼，是郊区针织厂招工——这年头，谁还看纸面广告。
栏上贴着三份文件，最上面那份印着红章：《晚风夜话》连续七日收听率居全台第三，夜间档第一；社区重播点达十二处，听众主动转录播放超四十次。下面附着两页反馈摘录，有街道妇联写来的，也有技校老师手抄的课堂讨论记录。我盯着“灯芯绒布料咨询量翻倍”那行字看了两秒，把传单折好塞进帆布包。
财务室门开着，小刘正往算盘上拨珠子。见我进来，她抬头笑了笑：“苏编辑，今早来得真早。”
“来看看数据。”我把包放在桌角，“昨天那期招工宣传，有人打电话问吗？”
“电话线都快烧了。”她抽出一张结算单递过来，“不光电话，今天一早邮局又送了三麻袋信，方姐说回头给你留一份精选的。”
我接过单子，目光直接落到金额栏。
稿酬单价上调百分之四十，外加专题联动奖励三百二十七块六毛。合计本月电台收入一千八百四十二元整。
我核了一遍数字，签字时笔没抖。
走出财务室，我在台阶上站了片刻。风吹过耳畔，带着点初秋的凉意。一千八百多，比我给市里那本《南方风尚》写四篇专栏还多出五百。杂志那边虽然稳定，但审稿慢、发稿周期长，一期压两月，钱卡在流程里打转。广播不一样，内容一播出去，反馈当天就来，钱下个月准时到账。
回家路上天已大亮。我顺道去供销社买了半斤挂面、一块肥皂，结账时售货员多看了我一眼：“你就是广播里那个‘晚风’吧？我婆婆天天守着九点零五等。”
“听着还行？”
“可不是！前天她说要学裁剪，今早就报了夜校。”她笑着把找零塞进我手里，“您多讲点实用的。”
进了家门，水还没烧开，我就从柜子里取出两个本子。左边是蓝皮硬壳记事本，专门记杂志收入：三月平均每月一千三百左右，最高一次一千五，还得扣邮费和退稿损失。右边是新买的横格账本，电台专用。我把今天的结算单压在上面，逐项录入：基础稿酬、专题奖、联动补贴、重播激励。
算到最后，笔尖顿了顿。
电台近两个月曲线往上走，这次调价不是偶然，是台里真觉得这栏目能扛事。五期连播，累计收入三千一百六十九元，同期杂志总收入两千三百八十元。差额拉开了七百多。
我合上账本，从床底拖出那只牛皮纸包着的旧笔记本。封面写着“内部资料”，没人知道里面是我重生后第一天开始记的东西。翻开扉页，空白处一直空着。现在我写下五个字：第一支柱，已转移。
字迹平直，像车间报表上的钢笔字，不带波澜。我知道这一天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下午再去广播站，走廊里人不多。方姐不在办公室，我路过时听见有人在里头说话。
“……还是得提醒她一句，广播合作到底不比正式编制，哪天政策一变，栏目砍了都没地儿申诉。”是财务小刘的声音。
“可人家稿费照拿，合同也正规。”另一个女声答，“银行流水都能打出来，比我们有些正式工工资还稳。”
我没敲门，径直走向录音间。刚走到门口，方姐从侧廊迎面走来，手里抱着一摞文件。
“听说你今早去查数据了？”她语气随意，像是随口一问。
“嗯，看见结算单了。”
“台里讨论过，你这个栏目确实带动了整体收听。但也有老同志觉得，一个临时撰稿人拿这么多，不合适。”她顿了顿，“你要心里有数。”
我看着她：“最实的是钱进账的声音。”
她一愣。
我从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存根复印件递过去，脱敏处理过，只留账号尾号和金额。“上周五到账的，一分不少。流程比杂志清样寄送还快。”
方姐接过看了看，嘴角动了动。
“我不靠一条路活着，”我说，“就像不下注全部筹码。”
她没接话，只点了点头。
我转身推开录音间门。设备安静地摆在原位，耳机搭在支架上，话筒罩着布。桌上摊开的提纲本还停在上一期结尾，我翻过一页，写下新标题：《她们说，想换个活法》。
窗外阳光斜照进来，落在控制台边缘。楼下传来邮局三轮车刹车的声音，接着是搬运麻袋的响动。又一批信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