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刚亮，巷口的梧桐树影斜斜地铺在水泥路上。我拎着帆布包往文化站走，脚步比平时慢半拍。昨夜演播厅里那一幕还在耳边回响——陆承洲站在话筒前，声音平稳地说出那句“每周三八点十五分，点歌给你”。全场安静得像停了电，而我坐在原地，手指摩挲着袖口的钢笔，没敢抬头多看。
可今天街上什么也没发生。
没有围观，没有窃笑，连最爱凑热闹的张婶都没从杂货铺探出头来。厂区大门前，几个老工人蹲在石墩上抽烟，聊的是厂子改制后的新岗位安排。我经过时，有人点头打了声招呼：“苏编辑早。”语气平常得像是问“吃过了吗”。
我应了一声，继续往前走。宣传栏换了新内容，不再是过去那些红底黄字的口号，而是一张市文化馆主办的青年征文启事。排版清爽，标题醒目，底下还印着投稿二维码。我停下看了两秒，心想这要是搁两年前，张秀才非得骂一句“花里胡哨不成体统”，然后偷偷把稿纸藏进抽屉不给上报。
可现在，那位置空着。他不在了。
墙上的黑板报也早被覆盖。我记得自己第一期写的主题是《女工不是机器零件》，用加粗粉笔画了个穿工装的女人背影，底下密密麻麻抄满了工友们的匿名倾诉。那天王桂香追到厂门口骂我丢人现眼，李红梅拿着扫帚要刮花板报，最后还是陈桂兰挡在前面，说“人家写的是实话”。
如今那块黑板已刷成浅绿色，贴着红旗厂职工技能竞赛的报名名单。我轻轻呼出一口气，转身走进文化站小楼。
办公室门开着，午后阳光穿过走廊，在地板上切出一道明亮的光带。我坐到桌前，打开抽屉取出一叠来信。最近的投稿清一色都是手写稿，字迹有好有坏，但每一封都认真署名、写地址。再没有那种用报纸剪字拼成的恐吓信，也没有模仿我笔调写的“爆料内幕”——赵雅那本《觉醒日记》早就没人提了，听说她转去考了会计证，在街道办做临时账务。
我翻着信，看到一封来自邻县纺织分厂的女工来信，问能不能照着我们的模式办个“车间小喇叭”。她还附了份草拟的栏目表，虽然结构松散，但能看出用心。我把信放在“重点回复”那一摞，顺手摸了下信纸边缘，习惯性想找找有没有熟悉的歪斜笔迹或刻意压低的墨痕。
我笑了笑，把信归档，拿出稿纸开始列下一期选题。不用再反复推敲措辞，怕被人抓把柄举报“思想偏差”；也不用提前留证据备份，防着谁半夜撕稿造谣。笔尖顺畅地滑过纸面，写下几个方向：《技校报名指南》《工资条怎么看》《孩子升学政策解读》……写到一半，窗外传来小女孩跳皮筋的声音，嘴里哼的是广播里常放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我停笔抬头，看见三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在院中蹦跳，一个穿碎花裙的踩错了步子，惹来一阵笑闹。她们不知道这歌是我上周特意挑出来放进节目片尾的，更不知道我曾经为了争取三十秒插播时间，跟审查组辩了整整两天。
但现在，我不用争了。
我合上本子，改了主意，把原定严肃议题往后挪，先做一期“女孩们的周末穿搭”。林晓雅前两天还说，现在厂里年轻妹仔都开始学着配颜色了，谁也不肯再穿妈给缝的灰蓝罩衫。
傍晚下班，我收拾好东西出门。路灯刚亮，照得路面泛黄。路过家属区公告栏时，我脚步顿了一下。那里曾贴过一张“揭发苏小梅搞歪风邪气”的大字报，墨汁淋漓，落款写着“群众匿名”。王桂香当时举着扫帚逼我撕，说我败坏家风。
如今栏上挂着“全市优秀民间刊物展”的名单，红绸缎打底，金字打印。我的杂志排在第一位，名字旁边还配了张黑白封面图。我没有拍照，也没冷笑，只是静静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风从街口吹过来，带着晚饭的油烟味和远处收音机里飘来的歌声。我背着包继续往前走，帆布袋里装着明天要交的稿件，肩带有点勒，但我没调整。走了几步，抬头望了眼天空。
云层散开，一轮明月浮在楼宇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