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将尽，细纱车间的铁门哐当一声拉开，工人们三三两两往外走。我夹在人群里，没急着回宿舍，脚步慢了半拍。
广播喇叭挂在厂区东墙角的老槐树上，电线耷拉着，锈了一圈。可这会儿，喇叭里正传出我的声音——不是重播，是今早刚录的那期《工资条怎么算》。一个女工站在底下没动，手里还拎着饭盒，听得出神。旁边人推她：“走了走了，明儿还能听。”她摆摆手：“等这句听完，讲得真清楚。”
“今儿又播了‘工资条怎么算’那期，我家老头子都记笔记！”另一个接话，“前天还拿红笔圈出加班费那栏，说厂里少算了两毛七。”
“我女儿每晚搬个小板凳守在收音机前，说这是咱们女工的夜校。”有人笑，“上周听了你说技校报名流程，昨儿就去填表了。”
她们边走边聊，声音散在傍晚的风里。我低着头往前走，没应声，也没停下。没人认出我就是喇叭里的人，就算认出来，我也不会多说一句。
一阵风吹过，贴在喇叭底下的纸片掀了起来。一张泛黄的作业纸，边缘卷曲，上面用蓝墨水抄着一句话：“女人不该只围着锅台转，心里得有盏自己点的灯。”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谁家孩子写的。它被风卷着，蹭过水泥地，最后卡在排水沟边。
我路过时看了一眼，没捡，也没停。这话是我上个月说的，原话更直白：“别信什么命不好，你要是不点灯，谁也照不亮你。”现在被人抄下来贴在这儿，风吹日晒也舍不得撕，我知道，它已经不是我的话了，是她们的话。
回到宿舍，天还没全黑。窗框把夕阳切成一块方格，落在桌面上。桌上三样东西摆得齐整：一本红皮证书，写着“最受欢迎撰稿人”，盖着广播站公章；一张明信片，背面是陆承洲的字，“你讲的话，比诗还动人”；还有那个灰色毛线杯套，套在我喝水的铁皮缸上，边上压着张纸条，林晓雅的字：“下期能不能讲讲技校报名？我们车间五个姐妹都想报。”
我走过去，拧开钢笔，把墨水瓶盖好，顺手摸了摸杯套。毛线有点扎手，织得密实，陈桂兰的手艺向来这样，不花哨，但结实。我把明信片翻了个面，塞进笔记本夹层。动作很轻，像放一枚不敢弄坏的信物。
窗外传来小孩哼唱的声音，调子跑得离谱，但能听出是《晚风夜话》的主题前奏。两个小姑娘追着跑过楼下，一边跳皮筋一边唱：“晚风轻轻吹，心事有人听——”
我站着没动，直到她们跑远。
转身拉开抽屉，把今天的稿纸放进去。没有写新提纲，也没画结构图。上一章那些焦虑、盘算、反复推演的夜晚，好像突然变得很远。我不是在拼一条出路了，我已经走在路上。
广播声还在响，从远处飘来，断断续续。我关了桌灯，走出门。
厂区小路安静，梧桐叶子在头顶沙沙响。归鸟掠过天空，划出几道黑线。我走得不快，听见前面几个下班的年轻工人在议论：“听说市里电台想请她去，被拒了？”“可不是，人家要留在咱这儿。”“为啥啊？”“说小城人的声音，得由小城人自己讲。”
我没出声，也没加快脚步。
他们走远后，我才低声说了句：“我不是什么传奇。”
风穿过树梢，带走了下半句。
但我心里清楚：我只是个不肯熄灭的人。笔是我的刀，声是我的光，我要走的路，从来不是别人给的台阶，而是我自己踩出来的。
抬头时，天边最后一缕橙红正在褪去。我盯着那抹颜色，直到它沉进灰蓝的夜幕里。
脚步没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