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小路的风比往常冷些，梧桐叶边泛着黄，踩上去没声音。我走得不快，但也没停，广播里的《工资条怎么算》播完了，换成了老掉牙的革命歌曲。工人们三三两两散去，有人拎着饭盒哼两句，有人低头赶路，没人再提市电台的事。
我拐了个弯，直奔厂部办公楼。
楼道灯坏了两盏，照得走廊半明半暗。墙上“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标语裂了缝，灰扑扑地贴在水泥面上。我推门进去时，赵国强正低头批文件，钢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声。
他抬头看见我，眉头微动，没说话。
我把手里折好的信封放在他桌角，压住一份未签的采购单。纸是新的，蓝格子稿纸，对折两下，用浆糊粘得整整齐齐。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行字：**本人苏晚，申请辞去红旗纺织厂细纱车间工人职务，即日生效。**
赵国强放下笔，盯着那封信看了五秒，才抬头看我：“你可想好了？”
我点头。
“编制留着，医保厂里管，将来分房也轮得上。你这一走，什么都没了。”
我说：“我知道。”
他手指敲了敲桌面，又问：“广播站那边呢？你也辞？”
“不。”
“那你还算我们厂的人？”
“不算了。”我声音不高，但清楚，“我在广播站是外聘撰稿，合同跟厂里无关。从今天起，我跟红旗厂，一刀两断。”
赵国强沉默下来。办公室只有挂钟走动的声音，咔、咔、咔，像在数心跳。
他忽然起身，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取出一本红皮小册子，轻轻放在我刚才递辞职信的位置。封面烫金字：年度先进生产者。下面一行小字：授予苏小梅同志。
我没伸手。
他说：“去年评的，你广播做得好，车间产量也没落下，大伙都认。我原想着年底发，给你个惊喜。”
我看着那本证书，没接。
“谢谢厂长。”我说，“可我现在最怕的，不是吃苦，是回头。”
他眼神晃了一下。
“我不想哪天被人指着说，你看那个讲自由的苏编辑，自己还赖在铁饭碗里啃老本。我讲的话，得我自己先信。”
赵国强没再劝。他坐回椅子上，拿起钢笔，在辞职信上批了两个字：**准予。**
笔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人才流失，厂之憾事。**
他把章盖下去，红印压在“即日生效”四个字上，像一滴血落进水里。
我站着没动。
他抬眼：“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不用。”我说，“交接清单早写好了，工具柜钥匙在陈组长那儿，工作服明天交回车间。”
他点点头，忽然笑了下：“你这人，做事总比别人想得早。”
“不是想得早，是不敢拖。”我说，“拖久了，心就软了。”
说完，我转身走向门口。
手搭上门把时，他叫住我：“苏晚。”
我回头。
“你要是哪天混不下去，想回来——”
“不会。”我打断他，“这条路，我只能往前走。”
他张了张嘴，最终没再说什么，只是把那本红皮证书推到我刚才站的位置，离我三步远。我没拿，也没看第二眼。
我拉开门，走出去。
走廊比进来时更暗了些。墙上的标语在阴影里模糊成一片，只有“奉献”两个字还看得清。我走过时，脚步没慢，也没快，袖口露出的手腕上戴着那支旧钢笔，笔帽卡得紧紧的。
厂办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冷风灌进来，吹得我眯了下眼。
我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一眼挂着厂牌的大门。铁牌子漆掉了大半，“红旗纺织厂”五个字只剩轮廓，风吹雨打这么多年，像一群佝偻的老人，站到最后也不肯倒。
我吸了口气，呼出来一团白雾。
然后转身，朝主路走去。
路灯刚亮，昏黄的光洒在水泥路上，照出一道笔直的影子。我走得稳，肩没抖，背没弯，前方是宿舍区，也是出厂区的必经之路。路上没人拦我，也没人喊我。
但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已经彻底留在了身后。
风穿过树梢，卷起一片落叶，擦过我的裤脚，又滚向排水沟。
我继续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