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箱的底角磕在生活区小门的水泥门槛上，发出一声闷响。我停下脚步，肩膀酸得发麻，右手虎口被提绳勒出一道红印。巷子深处飘来炒蒜苗的油烟味，远处孩子追闹的声音也淡了下去。路灯昏黄，照着前方一段青砖铺的小路，两旁是低矮的平房，晾衣绳横七竖八地拉过头顶，几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在晚风里轻轻晃。
我没再往前走，把木箱放在脚边，低头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围巾松了一圈，我抬手重新绕了半圈，指尖碰到耳垂时才发现，那里有点发烫。
“我看见她们送你。”
声音从斜后方传来，不高，也不急，像傍晚散步时随口说的一句话。我侧头看去，陆承洲站在巷口那棵老梧桐树下，穿一件深蓝色工装外套，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手里捏着一截烟，没点。
他往前走了几步，站到我旁边，没看我，目光落在我脚边的木箱上。“走得挺稳。”他说。
我“嗯”了一声。
“林晓雅喊那一嗓子，半条街都听见了。”他顿了顿，“陈桂兰带头站出来，洗衣房的大姐还塞了鸡蛋。”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水泥地有些潮，鞋帮上沾了点泥。
“你不问我以后打算？”我说。
他摇头：“你走这一步，一定想了很久。我不必问，也无需劝。”
巷子里静下来。一只野猫从墙头跳下，落地轻得没有声音。远处有收音机在放评书，男声洪亮，说着杨家将的故事。
他转过身，正对着我，但没靠太近，两人之间还隔着一步距离。“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护你。”他说得平缓，像在念一份文件，可每个字都清楚。
我没抬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木箱的提手。那是个旧藤编箱，原主苏小梅用来装棉线头和针线活，现在里面除了几件衣服，还有我攒了半年的稿纸、一支钢笔、两本剪报本。箱子不重，可刚才一路走过来，总觉得压肩。
“你不觉得……太冒险？”我终于开口。
“你觉得值得，就不冒险。”他说，“你不是冲动的人。”
我抬眼看他。他站得直，眉眼没什么波动，可我知道他在认真听我说话，每一个字都接住了。
“我不是为了谁才走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你也不是为了逃。”
我喉咙动了一下，没说话。
“你以前在广播里说过一句话——人不能一辈子只等别人分一口饭吃。”他看着我，“你说得对。现在是你自己去端锅。”
我忽然笑了下。不是笑他，是笑我自己。前一秒还在绷着，怕情绪漏一点，结果他一句话，倒让我松了劲。
“你还记得？”
“每期都听。”他说，“周三晚上八点十五，播《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次，是我点的。”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然后偏开头，不想让他看见我嘴角又往上扯了点。
他没再说话，就站在我旁边，手插进裤兜里，目光落在巷口那盏摇晃的路灯上。风吹起来，树叶沙沙响，他的影子和我的影子在墙上慢慢合在一起，又分开。
过了会儿，我弯腰提起木箱。这次动作利落了些，肩头虽然还疼，但不像刚才那么沉。
“我要走了。”我说。
不是告别。
是出发。
他点头：“我陪你走到路口。”
我们并肩往前走。巷子不长，十来步就到了尽头。外头是主街，路灯更亮，公交站牌立在对面，邮局的铁门已经关了大半，工商局大楼的轮廓在夜色里隐约可见，三层楼，水泥外墙，门口挂着两盏白炽灯。
我站在巷口，没再往前。
他也没催。
“明天我得去趟城区。”我说。
“嗯。”他说，“需要人在旁边，我就在。”
我没说谢，也没回头看他。只是把木箱换到左手，右手拉了拉围巾，确认它系紧了。
然后我迈步走上主街。
水泥路面宽阔平整，路灯一盏接一盏亮着，照出长长的光带。一辆自行车从身边骑过，铃铛响了一声。我往前走了五六步，听见脚步声跟了上来，不紧不慢，保持两步距离。
我知道他不会一直跟着。
但他会走到我能看见的地方为止。
主街两侧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几家夜市摊开始支锅，油锅滋啦作响。工商局大楼在前方右侧，门口那盏灯格外亮。我朝着那个方向走，背脊挺直，脚步稳定。
风停了。
夜很静。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