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扶手，帆布包紧贴着身体，执照的硬角还抵着肋骨。下车时风迎面撞来，卷起裤脚边的灰。我抬眼看了路牌，拐进老街东段那条窄巷——昨夜挂上木招牌的门面，今天得真正变成我的地盘。
房东是个戴茶色眼镜的老头，蹲在隔壁修自行车，见我走近，从工具箱底下抽出一张房契，“苏同志，尾款凑齐了？”
“凑齐了。”我把银行取出来的现金递过去，一沓一沓点清楚。他验了又验，终于在转让书上按了手印，钥匙交到我手里时还嘀咕一句：“小姑娘搞公司，能撑多久？”
我没接话，只把钥匙插进锁孔。铁门拉开的声音比昨天更刺耳，像是提醒这屋子还没认我这个主人。水泥地积着昨晚的雨潮气，墙角有霉斑，天花板吊着根电线头，晃悠着像条死蛇。我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袖口一卷，开始清场。
第一件事是找施工队。83年的个体户请不起正规工程队，熟人介绍来的两个师傅，一个姓刘的泥瓦匠，一个姓王的木工，中午就到了。老刘叼着烟打量一圈，“苏老板，想改成啥样？”
我想过办公室该有的样子：干净、亮堂、分区明确。可预算卡在那儿，不能瞎铺。我从包里抽出一张草纸，上面用铅笔画了四块区域，拿粉笔在地上比着尺寸划线。“这边是编辑室，长桌靠窗；那边隔出校对室，小点也行；中间留通道，后面做会议室，再往前是接待区。”
老刘蹲下来看了看，“水泥墙砌一半就行，省料。电线得重拉，不然灯带不动。”
“拉。”我说，“两盏白炽吊灯，客厅那么大的亮度。”
王师傅摸着下巴，“木料我明早去木材厂排队，现砍的杉木便宜，做书架和隔板够用。”
“好，预付你一半钱。”我把另一沓现金拿出来，分给他们两人。他们接过钱时眼神变了变，大概没见过这么干脆的雇主，还是个年轻姑娘。
第二天一早我就守在建材市场门口。石灰、水泥、油漆，全靠现金抢货。国营店限量，得赶在八点前排上号。我拎着两桶白灰回来时，老刘已经在砌隔墙了。墙面不平，他抹了三层才勉强顺眼。我站在旁边看着，顺手用刮刀修了修边角，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还懂这个？”
“看着不顺眼。”我答。
刷墙那天，整条街都飘着石灰味。我亲自兑水，调成最浅的米白色，一遍遍滚上去。阳光从南窗斜照进来，墙面渐渐发亮。原先灰扑扑的屋子，开始有了点像样的模样。王师傅做的长桌搬了进来，杉木没上漆，但打磨得平整，摆在窗边正好够四个人并排坐。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三个文件柜也到了，摆在校对室角落，漆面剥落，但结实。
电路重新走线后，两盏大功率白炽灯装上了。一开灯，整个空间亮得晃眼。我关掉一盏，留着接待区那盏常亮。门口台阶我亲自扫了三遍，连缝里的沙粒都抠干净。最后从花市买了两盆万年青，摆在门两侧。绿是假的也得摆出来，至少让人觉得这地方有人管。
木招牌太糙，字是手写的，风吹两天就得掉漆。我托人在铁皮厂做了新招牌，喷漆字，底色深蓝，字体端正。挂上去那天下午，几个路过的小学生停下来看。
“晚风文化工作室？”一个男孩念出来，“是广播那个‘晚风’吗？”
“大概是吧。”另一个说。
我没出声，只站在门里，看着那块铁皮招牌在阳光下反着光。字是正的，位置是稳的，不会再被风吹歪。
天快黑时，最后一道工序完成。老刘把地面洒水清扫了一遍，灰尘落定，水泥地显出原本的浅灰色。我走进去，站在接待区中央，环顾四周。编辑室的长桌上放着我的帆布包，校对室的柜子空着，会议室的小圆桌还没椅子，但功能区已经分明。墙上不再有裂纹，灯能照亮每个角落，门可以光明正大地开着，不用再遮遮掩掩。
我卷起袖子擦了擦手上的石灰灰，指尖有点干裂。窗外路灯刚亮，光线照在铁皮招牌上，映出一小片光斑，正好落在“工作室”三个字上。
明天要签合同的人还没来，但我已经在这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