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虎生于民国八年，是五代单传。
往上数五辈，全虎的爷爷没有兄弟，全虎的爸爸也没有兄弟。一代一代，都是独一根。这根独苗往下传，传到全虎这儿，还是独苗。全家的几十亩良田，就是这样攒下来的。独生子娶独生女，两家的地并在一起。甚至娶寡妇，寡妇前夫的地也跟着人一起过来。一代一代，又都是独生子，地只会越来越多，不会变少。再加上祖上节俭，节俭到什么程度？蚕豆连壳吃。就这样，几十年，几代人，积攒下这些良田和财富。
全虎的父亲是个儒生。说儒生，其实也没中过功名，只是读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能把《三字经》《百家姓》从头背到尾。
父亲会种地。但地里的活，主要都是雇工干的。春天播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积肥——一年四季，跟着二十四节气转。全虎的父亲做什么呢？他买菜。
听起来可笑。几十亩良田的地主，一到雇工干活时，就天不亮起床，走十几里路去赶集，买回来各种荤素食物。雇工干活，要好吃好喝伺候着，这是规矩。早饭、午饭、晚饭，三顿不能马虎。每一顿饭，全虎的父亲都要亲自张罗。
夏天最热的时候，雇工们在地里挥汗如雨。全虎的父亲在灶间挥汗如雨。柴火熏得眼睛睁不开，锅里的油噼啪乱溅，他的长衫上永远沾着洗不掉的油腻。等雇工们收工回来，他要把饭菜摆好，看着他们吃，自己站在一边。不知道是他拥有了良田，还是良田拥有了他。
三十里外，有一个非常繁华的市镇，叫罗店镇。民国时期的罗店，不是纸上的旧梦。三里长街挤着六七百家米行、花号、布庄与典当，练祁河上帆樯如林，大通桥边人声鼎沸；
民国九年，秋天，全虎的父亲带着长工，摇着乌篷船，往罗店镇来。此番进镇，要住上三日，把一年里紧要的营生、租务、家用，一并办妥当。
第一日的裕顺花行。掌柜算盘噼啪一响，报了今日棉价。他撂下话，转身又去米行。佃户交的租米，也得换成现银才实在。日头到中天，临河茶馆，泡上一壶龙井，听四乡八邻谈棉价、说年成、讲镇上的新闻。当夜，便在镇上小客栈歇下。
第二日不赶市，专办田土租务。茶馆约了几家佃户见面。有人欠租，要缓缓；有人地界不清，要当面说开；还有人想续租、加种，都得一一立字为据。下午得空，他去了趟布庄，给全虎和他娘裁几匹洋布，再给家里长工、帮工备上几匹粗布。针线、纽扣、胰子、煤油，一并拣上。
第三日，便是收尾采买，称糖、买烛、置烟叶、备香纸。
罗店镇当时是新思潮的见证地。民国后罗店镇街头出现剪辫摊，剪一次收几文钱；年轻女子开始放足、穿布鞋 ，皮鞋，不再裹脚；男子穿中山装、西装、学生装；女子穿旗袍、洋式上衣、短裙。罗店镇茶馆、布庄、花行里，百姓见乡绅地主不再下跪，只拱手鞠躬。地主乡绅不再只守田产，开始投资商铺、放债、办小厂。全虎的父亲每去一次罗店镇，都慨叹一番。
全虎十岁那年，父亲做了一个让全村人看不懂的决定。他要把地卖一半。“搬到镇上去住。”他说。
母亲说：“你疯了。”父亲没疯。他把地卖了，换了一袋银元，雇了辆车，拉着全家去了罗店镇。全虎看得眼花缭乱。
他们在镇上租了一间小院。父亲每天去茶馆听书，去庙里上香，去街上和人下棋。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母亲则时不时要回去照看良田。
两个月后，她站在院门口：“你爹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
第二天，他们回了村。卖出去的地，又赎了回来。那银子在镇上还没焐热，就又换了回来那一沓发黄的地契。父亲站在田埂上，风吹过来，庄稼沙沙地响。
民国二十一年，全虎十四岁。那年春天，村子里开始有风声传过来。说东边在打仗，说日本人的军队打上海了。风声越来越近，日本人的兵船开到长江口，炮声三十里外都能听见。又过了几天，天上飞过几架飞机，嗡嗡嗡的，村里人都仰着脖子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逃难了，全虎的母亲也开始收拾东西。
“你们走。我留下。”父亲说。
母亲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日本人来了，会杀人的！”
父亲把她的手拿开，很轻，但很坚决：“爹在床上动不了，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扔下。”
母亲站在那儿，张着嘴，说不出话。她忽然转过头来，看着全虎，那眼神，全虎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后悔。她后悔两年前去镇上把他拽回来。
“走。”父亲说，“快走。”
母亲拉着全虎，跑了。一路上都是逃难的民众。拖家带口的，挑着担子的，背着孩子的。方向嘉定，昆山。没有亲属，也只管逃过去。牛棚也住。
5月份，日本人撤退，大家陆续回乡。房屋被烧，田地荒芜，爷爷还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见他们，父亲却不在了，被日本兵抓走了。那年父亲三十二岁。再也没有回来。
而母亲和父亲逃难前趁夜在地里面埋的一罐金银财宝。那是全家几代人攒下来的，地翻了三四遍，把一片菜地翻成了荒地。什么都没有。那罐子，像是被地吃掉了。
母亲瘫坐在地上，灯笼掉在一边，火苗晃了晃，灭了。她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然后突然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男人没了，钱也没了，她还有什么？
全虎就站在她旁边，一动不动。
母亲哭够了，抬起头，借着月光看他。十四岁的儿子，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那么站着。她忽然觉得害怕——这孩子，怎么不哭呢？
他望着那片被翻烂的地，月光照在上面，像一层霜。
他想：那些地，本来也不是我们的。是地拥有了我们。父亲被带走了，财宝被地吃了，但他和母亲还活着。活着，就要继续过下去。
地还是要种，还能赶上晚稻和杂粮。几天后的一个早上，14岁的全虎凌晨四点起床，开始去采办，像父亲之前一样。天还墨蓝墨蓝，东边天际透出一丝鱼肚白。村路上露水重得吓人。路上没有鸡叫，只有远处河浜里水鸟低低一声扑翅。全虎知道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但还是希望有个暗影能够从后面追上来，唤他一声，阿虎，阿爹陪你一起去……
全虎十四岁开始掌家。买菜，算账，记工，张罗雇工的饭。他话不多，但心里有数。母亲看着他，有时候会想起他父亲。一样的起早贪黑，一样的张罗不停。但她又觉得不一样。全虎的眼神太定了。不像十四岁，像四十岁。
一九三四年，全虎十六岁。
那天他坐着轿子去罗店镇。办完事回来，轿子慢慢地走。他把轿帘拉开一条缝，往外面张望。老街上人来人往，穿梭着人群。忽然，他看见一个女子。一身靛蓝色旗袍勾勒出窈窕的身材，露出的脸庞和脖颈的皮肤像羊脂球。走在人群里，一眼就能看见。
全虎眼睛直愣愣的，就那么看着她。
女子也转头看了他一眼。全虎个子不高，但模样绝对周正。
轿子过去了。他喊停轿，差人跟过去打听。那姑娘叫小妹，十八岁，家里穷，但人齐整——爹在，娘在，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回到家里，全虎把母亲叫到堂屋，坐下，说：“我要娶一个人。”
那不是商量，是通知。别的事情可以和母亲商量，这件事，他只通知。他十四岁当家，知道什么事不能等。看一眼，就是一眼。这个战乱年代，错过，可能就是一辈子。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那个刘家的闺女，”她说，“你自己去跟人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