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余渺收到了第三封信。

不是手写的，是打印的，工工整整的宋体字。信纸是那种很正式的公文纸，抬头印着“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余渺站在信箱前，看着那个信封，愣了好几秒。

她没给福利院寄过东西。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纸，正文只有短短几行。

“余渺同志：

我院一位老人看到了您整理的《余美凤的渔歌》，表示年轻时曾与余美凤相识。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恳请您方便时来我院一见。

如有意愿，请拨打下方电话联系。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社工科”

余渺把那封信看了三遍。

又是认识余美凤的人。

七里村那个沈奶奶，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这个福利院的老人，又是谁？也是小时候的玩伴？还是后来的邻居？还是什么别的关系？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要去。

周五请了假，余渺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那地方在三环外，靠近郊区了。一栋六层的楼房，外墙刷成浅黄色，院子里种着花和树，有几个老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社工科在二楼。一个年轻女孩接待了她，把她带到一间小会客室。

“您稍等，我去叫林奶奶。”

余渺坐下来，看着这间屋子。很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向日葵。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一个老太太被推进来。轮椅，灰白的头发，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她看见余渺，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像。”她说，“真像。”

余渺站起来，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林奶奶好。”

老太太点点头，让推她来的护工先出去。

门关上，屋里只剩她们两个。

老太太看着她，看了很久。

“你奶奶，是李秀兰吧？”

余渺愣了一下。

“您认识我奶奶？”

老太太点了点头。

“认识。不熟，但认识。”她说，“我认识的是她妈妈。余美凤。”

余渺坐下来，等着她说下去。

老太太看着窗外，好像在回忆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在七里公社当老师。”她说，“六几年，刚毕业，分到那边去。七里村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一到三年级都在里面上课。”

余渺没有说话。

“余美凤的儿子，那时候上二年级。”老太太转过头，看着她，“就是你奶奶的哥哥。”

余渺的呼吸停了一下。

奶奶的哥哥。

她从来没听说过。

“他叫什么？”她问。

老太太想了想。

“李建国。”她说，“小名叫栓子。”

李建国。

栓子。

余渺从来没听过这两个名字。她奶奶从来没提过。她爸也从来没提过。好像这个人从来不存在。

“他后来呢？”她问。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

“六几年，河里涨水，淹死了。”她说，“那时候学校放学早，他一个人跑到河边玩，掉进去了。等人捞上来，早就没气了。”

余渺没有说话。

“余美凤那时候哭得，唉。”老太太摇摇头，“哭了三天三夜，嗓子都哭哑了。后来就不唱了。”

不唱了。

余渺忽然想起她奶奶。那个不爱说话、不爱笑、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的女人。她从来不唱歌。从来没唱过。

原来不是不会唱。

是不敢唱。

那些渔歌，那种尾音往下坠的唱法，那些拖一点点水的声音，都是余美凤教的。但余美凤的儿子死了之后，她就不唱了。那些歌，就只留给那个七岁的小女孩听。只留给那个坐在青石上、跟着奶奶哼两句的小女孩听。

那个小女孩，就是她奶奶。

余渺的眼眶热了一下。

“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老太太看着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因为你那本书。”她说，“我看了。那些歌，都是余美凤唱的。我听过。六几年，她还在唱的时候，我听过。”

她顿了顿。

“她儿子死之后，我以为那些歌就没了。不会再有人唱了。结果过了这么多年，你的书出来了。”

余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您想让我知道什么？”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让你知道，”她说，“那些歌，不只是你曾祖母的。也是那个孩子的。那个叫栓子的孩子。他没来得及学，没来得及唱，就走了。”

她伸出手，握住余渺的手。

那只手很老很老了，皮肤皱得像树皮，但很暖和。

“现在你替他唱了。”她说。

从福利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余渺站在门口，看着天上的星星。城市的夜空，星星很少，只能看见几颗最亮的。

她想起那个叫栓子的孩子。

六几年，二年级，放学后一个人跑到河边玩，掉进去，再也没上来。

他会不会也听过那些渔歌？他妈妈唱的时候，他会不会也坐在旁边听？他会不会也学会了那种尾音往下坠的唱法，只是还没来得及唱给别人听？

没有人知道。

但她知道一件事。

那些歌，现在她唱了。

替他唱了。

周六，余渺去了七里村。

老太太正在院子里剥玉米。秋天的玉米，金黄金黄的，堆了一地。她坐在小凳子上，一个一个剥。

余渺在她旁边蹲下来，也拿起一个玉米。

老太太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剥了一会儿，余渺开口。

“林奶奶告诉我一件事。”

老太太没抬头。

“我奶奶有个哥哥。六几年淹死了。”

老太太的手停了一下。

然后继续剥。

“你知道了？”

余渺点头。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

“我以为你不知道。”她说，“村里人都知道，但没人提。你奶奶从来不提，你爸可能也不知道。”

“为什么？”

老太太放下手里的玉米，看着她。

“你奶奶的妈妈，余美凤，就是因为这个不唱了。”她说，“儿子死了，她就不唱了。那些歌，就只传给你奶奶一个人。你奶奶那时候还小，不知道那些歌有多重要。后来长大了，也不唱了。就那么放着。”

余渺没有说话。

“你奶奶不唱，是因为一唱就想起她妈妈。”老太太说，“想起她妈妈坐在院子里唱歌的样子，想起她哥哥在旁边跑来跑去的样子。太难受了，就不唱了。”

余渺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玉米。

金黄的，饱满的，一粒一粒的。

“那我现在唱，”她说，“是不是替他们唱？”

老太太看着她。

“替谁？”

余渺想了想。

“替那个叫栓子的孩子。”她说，“也替我奶奶。也替余美凤。”

老太太点了点头。

“对。”她说，“就是替。”

那天下午，余渺在老太太院子里，剥了一下午玉米。

剥完玉米，又帮着搓玉米粒。手都搓红了，火辣辣的疼。

但她没停下来。

她一边搓，一边在心里唱那些渔歌。

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

唱到第七首的时候，她忽然想起那个叫栓子的孩子。

六几年，二年级，大概七八岁。

和她第一次去七里村的时候一样大。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七八岁？不对，是十七岁。

十七岁。

那个孩子活不到十七岁。他七八岁就死了。

但她替他活到了十七岁。替他听到了那些歌。替他学会了那些尾音往下坠的唱法。替他站在舞台上，唱给八百个人听。

她停下手里的活，看着那些金黄的玉米粒。

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

周日，余渺去了康复医院。

奶奶还是那个样子。躺着，眼睛半闭着，呼吸很轻。

余渺在床边坐下，握着那只手。

“奶奶。”

没有回应。

“奶奶，我听说了一件事。”

奶奶的手动了一下。

“你有个哥哥。叫李建国。小名叫栓子。”

奶奶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余渺看着那双眼睛。浑浊的，看不清东西的，但还在看着她的。

“六几年，他在河边玩，掉进去了。”

奶奶的嘴动了动。

没有声音。只有气息。

但余渺听懂了。

一个字。

“嗯。”

余渺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她趴在床边，把脸埋在奶奶的被子里。奶奶的手还握着她的手，握得很紧。

原来奶奶知道她知道。

原来奶奶一直在等她知道。

过了很久，余渺抬起头。

“奶奶，我替他唱了。”

奶奶的眼睛看着她，看着看着，眼角又湿了。

余渺伸出手，轻轻擦掉那滴泪。

“那些歌，我都唱了。替他唱的。”

奶奶的嘴动了动。

没有声音。

但那口型，余渺看懂了。

“好。”

那天晚上回到家，余渺把那本书从书架上拿下来。

翻开，看着那些谱子，那些歌词，那些说明。

她想起那个叫栓子的孩子。想起他妈妈余美凤。想起他妹妹李秀兰。想起她自己。

四个人的名字。

四段人生。

但那些歌，把它们连在一起。

她拿起笔，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加了一行字。

“献给栓子。那个没来得及学唱歌的孩子。”

写完了，她看着那行字。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那行字清清楚楚。

她忽然想起一句话。

老太太说过的。

“歌是活的。”

对。

歌是活的。活到可以替那些没来得及唱的人唱。活到可以穿过几十年，从一个人流到另一个人。活到可以在一个十七岁女孩的嘴里，重新响起来。

那就是活。

十一月初，余渺收到了第四封信。

是一个包裹。寄件地址是外省，一个她从没去过的地方。

拆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

不是她自己的那本。是另一本。封面写着：《渔歌选·东南沿海卷》。

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手写的字。

“余渺同志：

我是东南沿海某渔村的渔民。偶然看到您整理的渔歌，发现和我们这里的渔歌很像。特别是那种尾音往下坠的唱法，一模一样。我把我们这里的渔歌选寄给您，供您参考。

另：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传说，说这种唱法是从一个叫余美凤的女人那里传来的。不知是否是同一个人。

一个渔民”

余渺拿着那本书，站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从一个叫余美凤的女人那里传来的。

传到东南沿海。

传到一个她从没去过的地方。

她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可能只是巧合，可能是另一个余美凤，可能根本没关系。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

那种唱法，不只在一个地方。

不只在一家人。

不只在她这里。

它还在别的地方活着。还在别的人嘴里唱着。还会继续往下传，传到她不知道的地方，传到她见不到的人那里。

那就够了。

那本书，她放在书架上，和那几封信并排。

《余美凤的渔歌》。

《渔歌选·东南沿海卷》。

三封信。

一个包裹。

都在那里。

都在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