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夏天，豫南乡下的日头毒得能把地皮都烤裂，空气闷得像一床浸了水的厚棉被，压得人胸口发紧，连呼吸都带着一股灼热的味道。田埂边的野草被晒得卷了边，村口的老槐树蔫头耷脑，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一片燥热与荒芜里。
我蹲在老槐树下，死死盯着墙上那张红色的高考榜单，指尖把衣角攥得发白，指节都泛出了青紫色。榜单上的名字一个接一个掠过，我从上看到下，从左看到右，来来回回瞅了七八遍，始终没有找到我的名字。
三年寒窗，起早贪黑，啃着冷馒头在煤油灯下苦读，最终还是落榜了。
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像是被人狠狠敲了一闷棍，耳边嗡嗡作响。我抬起头，望向远处那三间歪歪扭扭的土坯房，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墙角裂着宽宽的缝隙，一到下雨天就四处漏雨。那就是我的家，穷得叮当响，地里的收成只够勉强糊口，连给我买一本复习资料都要犹豫半天。
复读？我连想都不敢想。以家里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再供我读一年书。
种地？我看着田地里父亲佝偻的背影，他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都在土里刨食，到头来还是连一件新衣裳都穿不上。我不想走他的老路，不想一辈子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最后变成一个被生活压弯腰的农民。
就在我绝望到极点的时候，同村二狗去年从莞城回来的画面，猛地冲进了我的脑海。
那天的二狗，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西装，系着鲜红的领带，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里攥着一个黑沉沉的大哥大，在村口的晒谷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大了好几度。他逢人就说，南方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出力、肯吃苦，一个月挣的钱，顶得上老家干一年。他还说，莞城的工厂里顿顿有白米饭，逢年过节还有肉吃，只要肯干，就能出人头地。
我当时只当是吹牛，可现在走投无路，那句话却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猛地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眼神一点点变得坚定。
出去打工！去莞城！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唯一能逃离贫穷、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安安静静地走回了家。母亲正在灶房里做饭，看到我回来，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什么都没问，只是转过身，用围裙不停擦着眼角。父亲蹲在堂屋的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支自卷的旱烟，烟卷燃了大半，烟灰掉在裤腿上，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眉头皱得紧紧的，整张脸都笼罩在烟雾里。
整个家里静得可怕，只有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和母亲压抑的抽泣声。
我默默走进屋子，翻出一个洗得发白的蛇皮袋，开始收拾东西。一床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旧棉被，被母亲拆洗得干干净净；两件姐姐穿剩下改给我的粗布衣裳；还有一双黑灯芯绒布鞋，针脚密密麻麻，是母亲熬夜一针一线纳出来的。
最珍贵的，是藏在衣服最里面的三百二十块钱。
那是家里全部的家当——母亲攒了大半年的鸡蛋钱，父亲跟邻居借的五十块，大伯偷偷塞给我的二十块。每一张纸币都皱皱巴巴，被我用橡皮筋缠了一圈又一圈，紧紧贴在内衣口袋里，贴着我的心跳。
三百二十块，在那个年代，够一家人省吃俭用过小半年，也是我全部的底气。
我背起蛇皮袋，走到院门口。母亲终于忍不住，眼泪哗哗往下掉，却依旧没说一句挽留的话。父亲猛地站起身，把烟蒂狠狠踩在脚下，声音沙哑得厉害：“在外头，别偷别抢，别丢家里的人。”
我喉咙发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用力点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踏上了村口的土路。
我不敢回头，我知道，只要一回头，看到父母苍老的脸，我就再也走不动了。
一路颠簸到县城火车站，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牵着孩子的妇人、叫卖零食饮料的小贩，嘈杂的声音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发麻。我攥着一张全程站票，被人潮挤进绿皮火车，连站稳都难。
二十七个小时的车程，我全程站在车厢连接处，水不敢多喝，饭不敢买，饿了就啃母亲提前烙的硬馒头，渴了就舔一舔干裂的嘴唇。车厢里汗味、烟味、泡面味、脚臭味混在一起，呛得人直反胃，可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莞城，挣钱，活下去，混出人样。
火车一路向南，窗外的风景从黄土坡变成青山绿水，再到高楼林立、灯火璀璨。当我看到连绵的工厂、宽阔的马路、刺眼的霓虹灯时，我知道，莞城到了。
这片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地方，我来了。
我的命运，从这一刻，彻底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