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奇从医院门诊大楼走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他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十一月的阳光已经没什么温度了，可他依然觉得刺眼，像手术台上那盏无影灯，白得让人发慌。
他在台阶上站了很久，手里攥着那份报告单，攥得纸张边缘都起了皱。他低头看了看——那几个字他其实已经看了不下二十遍了，在走廊的长椅上，在电梯里，在推开玻璃门的那一刻——“肝细胞癌，早期，未见明确脉管侵犯，未见肝外转移。”
每一个字他都认识，可连在一起，他读不懂。或者不是读不懂，是不敢懂。
三天前他一个人来的医院，挂了专家门诊，跟坐诊的老头儿说了自己的情况：右上腹隐隐疼了两个月，不是那种受不了的疼，就是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老医生抬头看了他一眼，开了增强CT。做完以后，影像科的医生叫他再抽个血，查甲胎蛋白。他那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了，可也没往最坏处想。他三十四岁，不抽烟不喝酒，除了这莫名其妙的肚子疼，连感冒都很少得。
后来CT报告出来了，片子上的阴影像一只安静伏卧的虫。甲胎蛋白的值也出来了，四百三十七。医生叫他做穿刺的时候，语气已经很平和了，平和他反而更害怕——那种平和不是“没事”的平和，是“已经确定了但还需要走个流程”的平和。穿刺针扎进肚子里的时候，他咬着一块纱布，没吭声。他想打电话给他妈，号码都翻出来了，又按了返回键。
等了五个工作日。这五个工作日他照常上班，骑着那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一家一家地跑商户。该被骂的照样被骂，该收的照样收不到。他有时候坐在车上想，要是结果是良性的呢？要是虚惊一场呢？然后他就骂自己，别做梦了，甲胎蛋白都四百三十七了，你还想什么呢。
今天一早他就来了，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医院的时候八点刚过。病理科窗口那个女医生翻了一会儿，把报告递给他。他接过来，看了第一行，然后坐到走廊的长椅上，再没站起来过。
走廊里的人来来去去，有人哭，有人笑，有人举着吊瓶踉踉跄跄地往厕所走。一个老太太拎着一塑料袋的药从他面前经过，塑料袋哗啦哗啦地响。卢奇低着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报告单平铺在大腿上。他的目光落在那几行字上，可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他也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中间有一个清洁工阿姨拖地，拖到他脚边的时候，他条件反射地把脚抬了抬。阿姨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拖把继续往前推。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工作了。
说起来也算是个“收钱的”——镇上的清洁费和管理费，每家商户每个月五十块左右。全镇两百多家商铺，从东街的早餐铺子到西街的五金店，挨家挨户地收。这份工作是他爸托了人，才从外地把他叫回来的。以前他在城里送外卖，风里来雨里去，一个月也能挣个五六千。他爸说，回来吧，家里给你找了个活儿，稳定。他就回来了。稳定倒是稳定，就是不好干。
商户们做生意难，他理解。五十块钱不多，可人家觉得这钱交得冤枉——垃圾又不是他们一家产生的，凭什么要交？有的商户看他骑着三轮车过来，直接就关了店门，假装不在。有的商户不关门，但脸色不好看，说“上个月不是刚交过吗”，他说“上个月交的是上个月的”，对方就摔摔打打地掏钱，五十块钱揉成一个团，扔在柜台上。还有的更直接，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就是个收保护费的！”他解释，说这是政府规定的卫生清洁费，不是保护费。对方说：“有区别吗？”
所以他常常想一件事——要是他死了，这些商户们是不是就不用交这个钱了？他死了，就没有人来收了，他们就能省下这五十块。一个月五十，一年六百，够一家人吃好几顿好的了。他觉得这是自己能为这些人做的唯一一件事。他活着的时候，商户们看见他就烦，死了反倒能落个清净，也算积德了。
可是今天，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他忽然又想到了另一层。
他死了，镇上就不收清洁费了吗？当然不会。他死了，还会有一个新的卢奇来接替他的工作。也许是小张，也许是小李，也许是个他不认识的人。那个人也会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挨家挨户地敲门，也会被骂，也会被摔摔打打地扔五十块钱在柜台上。什么都没变，只是那张脸换了。
商户们还是得交钱。他的死，什么都改变不了。想到这里，卢奇忽然觉得有点可笑。可笑的是他自己——一个人连死都想好了要给别人行个方便，结果发现自己的死连这个“方便”都给不了。他算什么？他什么也不算。他就是这镇上的一颗螺丝钉，拧在这里，锈了，烂了，换一颗新的，机器照常转。
他慢慢地站起身，腿有些麻，膝盖僵得像生了锈。他把报告单对折，再对折，塞进外套的内袋里，拍了拍，确认不会掉出来。
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阳光从那里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缓慢地旋转。他朝着那扇窗户走过去，经过垃圾桶的时候，停了一下。他想把报告单扔了，想了想，还是没扔。
他掏出手机，拨了他妈的号码。响了几声，接通了。
“妈，我晚上回来吃饭。”
“行，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
他挂了电话，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一月的空气灌进肺里，凉的。他想，这肺暂时还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