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卢奇照常骑着那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一条街一条街地跑。

          他把报告单锁在出租屋床头柜的抽屉里，钥匙揣在裤兜里，走一步硌一下大腿。每天早上七点出门，先去东街，再去西街，然后拐到南边的批发市场和北边的步行街。两百多家商铺，他闭着眼都知道哪家在哪条路上，哪家好说话，哪家会骂人，哪家会假装不在。

         东街早餐铺的老王看见他就皱眉：“又来了？上个月不是给过了吗？”

       “上个月给的是上上个月的。”卢奇把收据递过去，“这个月的是五十。”

        老王骂骂咧咧地掏了钱，扔在桌上。卢奇捡起来，叠好，放进腰包里。他以前会觉得委屈，现在不会了。一个人都查出了肝癌，还在乎被骂两句吗？被骂两句又不会少块肉——不，应该说， 被骂两句又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西街五金店的老板倒是爽快，直接扫了码，还递了根烟给他。卢奇摆摆手说不抽，老板自己点上，吐了口烟说：“卢奇，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最近没睡好？”

      “还行。”卢奇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他骑着三轮车在镇上的街道里穿行，十一月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街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扫地的环卫工人赶不及地扫，扫成一堆一堆的，又被风吹散了。他以前从没注意过这些——树什么时候黄的，叶子什么时候落的，环卫工人几点上班。他每天就是骑车、敲门、收钱、被骂、骑车，周而复始，像一头蒙着眼推磨的驴。

现在他忽然什么都想看看。早餐铺蒸笼上冒的白气，五金店门口堆的钢管，理发店转动的三色灯柱，奶茶店门口排队的小姑娘。他看了又看，像是要把这些东西都刻进脑子里。

         他不知道还能看多久。

         第三天下午，他爸打来电话。

      “房子有人要了。”他爸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失真，像是隔着一层塑料膜，“昨天下午有人来看的，今天上午又带了一家来看，两家都想要。我跟中介说了，一百一十二万，谁出这个价就卖谁。”

卢奇把三轮车停在路边，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他知道他爸说的是哪套房子——六楼那套，三室一厅，朝南，阳台能看到小区的花园。那是他们一家人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他爸妈省吃俭用攒了半辈子才买下来的。客厅的墙上还贴着他中学时候的奖状，虽然已经发黄卷边了，他妈一直舍不得撕。厨房的瓷砖是他爸自己一块一块贴的，贴歪了好几块，每次有人说起来，他爸就嘴硬说“歪的有艺术感”。

        “爸……”卢奇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你别说话，听我说。”他爸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晚饭吃什么，“房子卖了以后，我和你妈准备搬回老家。老家的房子虽然旧了点，收拾收拾能住。东西大部分搬回去，租个货车，一趟就拉完了。剩下的家具家电能卖就卖，不能卖的就送人。”

       “那你们住哪？”

       “老家有房子嘛。要是来回不方便，就在医院附近租个小单间，也便宜。卖房的钱，留出一部分给你治病，剩下的给你妈养老。你别操心我们，我们两个老家伙怎么都能过。”

          卢奇的眼眶热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不要卖房子”，可他知道这句话说出来毫无意义。他说了，他爸妈就不会卖吗？不会。他们会更坚决地卖，然后告诉他“你别管，我们说了算”。这就是他爸妈，一辈子都是这样——嘴上说着商量，其实主意早就定了。

      “还有，”他爸顿了一下，“你妈去医院查过了，血型配得上，身体也符合移植条件。她说……”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几秒，卢奇听见他爸深吸了一口气。

       “她说，手术台上要是有什么意外，需要什么就割什么。肝也好，什么也好。她说她不怕。”

         卢奇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整个人趴在三轮车的方向盘上，肩膀剧烈地耸动着。路过的行人看了他一眼，以为他只是累了在休息。没有人知道他正在哭。

         他哭的不是自己的病。他哭的是那套六楼的房子，是墙上发黄的奖状，是贴歪了的厨房瓷砖，是他妈粗大的手指关节和剪得很短的指甲，是他爸说“砸锅卖铁也帮你治”时那颗钉进墙里的钉子。他活了三十四年，没给父母买过一套房子，没带他们出去旅游过一次，甚至连过年包个红包都要推来推去半天。他以为自己至少可以不给父母添麻烦，可到头来，他连这个都没做到。

        他不仅没有回报父母，还要把他们住了十几年的房子卖了，把他们六十多岁的人拖到医院里去割肝，把他们本该安享晚年的日子搅得支离破碎。

        他算什么东西？

        他擦了一把脸，重新坐直身体。手机屏幕还亮着，他爸已经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揣进口袋，拧了拧车把，三轮车嗡嗡地启动了。

        他沿着河边的路往北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丁丁趴在他怀里说“爸爸你勒到我了”，一会儿是小云肿得像馒头的脚，一会儿是他妈说“需要肝的话妈的移植给你”。这些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黏稠稠的，黑的，苦的。

         他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路况。

        路口的出租车本来是停着的，绿灯亮了，起步，提速。卢奇的三轮车从侧面过来，他走神了，没看红灯，也没看来车。“砰”的一声，三轮车的车头撞上了出租车的右后门。撞击的力道不大，但卢奇整个人因为惯性向后仰倒，后脑勺结结实实地磕在了三轮车铁质的护栏上。

         那一声闷响，像一只西瓜摔在地上。

         周围的行人围了上来。出租车司机下了车，脸色煞白，掏出手机打120。有人蹲下来看卢奇，叫他，拍他的脸，他没有反应。他的后脑勺在渗血，不多，但很快就洇湿了一小片地面。他的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嘴角却似乎带着一丝极淡的、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大概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脑子里闪过了最后一个念头——如果就这样了，房子是不是就不用卖了？爸妈是不是就不用割肝了？小云和丁丁是不是就……

救护车十分钟后到了。急救人员把他抬上担架，推进车里，一路鸣着笛往医院赶。随车的医生给他量了血压，测了心率，翻了翻眼皮，脸色越来越沉。他们给他上了监护仪，接上了氧气，可监护仪上的波形始终是那种让人绝望的、平缓的、微弱的起伏。

     “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随车医生对着对讲机报备，“重型颅脑损伤，估计颅内大量出血，十分钟后到达急诊，准备CT和神经外科会诊。”

        卢奇躺在担架床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心跳还在，呼吸还在，可有什么东西已经不在了。急救人员在给他扎针的时候，他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不是因为他勇敢，是因为他的大脑已经接收不到疼痛的信号了。

       没有人知道，在那辆救护车颠簸前行的几分钟里，他的意识去了哪里。也许它已经飘到了那辆蓝色三轮车的上方，看着自己安静的脸，觉得终于可以歇一歇了。也许它回到了六楼的那套房子里，站在贴歪了瓷砖的厨房里，闻着当归炖排骨的味道。也许它哪儿都没去，就蜷缩在那具躯壳的某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一点一点地熄灭。

到了医院，急诊科立刻启动了抢救流程。CT做了，结果比预想的还要糟——颅内大量出血，脑干受压，已经形成了脑疝。神经外科的医生赶来会诊，看了片子，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脑死亡。”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事。

        抢救室的护士长找到了卢奇的手机，翻到了通讯录里“老婆”的号码，拨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