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无猜（18）

　　自从我找亲戚治好了英子的脱臼，从大表姐家回来给她带了很多托盘和李子，英子把我看成了除父母之外最亲的人。为了不被同学们说闲话，在学校英子尽量不和我在一起，可放学后只要有时间她就待在我家，几乎成了我家的人。

　　有一天，小梅不停地双手挠着头皮，受他影响，我也觉得自己的头皮痒得厉害。这时妈把小梅拉到炕上，让小梅枕在她腿上，仔细地分开小梅的头发找虱子，果然捉到了几个。给小梅捉完虱子，我凑到了妈跟前让妈也给我捉虱子。妈说：“我要做饭了，没功夫给你捉，明天我买袋虱子药，兑到水里给你洗洗头。”说完妈下炕了。

　　见妈不肯给我捉虱子，我非常失望。没想到正在我家的英子看到了这一幕，悄悄拉了我一下，让我去她家，我跟着英子来到她家，她妈和小凤都不在家。英子小声说：“我给你看看头上有没有虱子。”说完她上了炕，盘腿坐下，让我枕在她的腿上。

　　我们班的女同学经常互相捉虱子，还没有男女同学互相给对方捉虱子的。英子的举动，让我受宠若惊。我马上爬上炕，枕在英子的腿上，英子用她的小手轻轻地翻着我的头发，发现虱子就掐死。找了一会儿，她直起腰，对我说：“找不到了，可能是没有了。你给我也看看有没有虱子。”我马上坐起来，盘起腿，让我英子枕在我的腿上，我一络一络地分开她的头发，仔细寻觅。

　　虱子还容易发现，可是虱子的卵——虮子很小，又都生在头发根处，很难发现，不一会儿我的眼睛就花了，只好直腰来，对英子说：“实在是太累眼睛了。”

　　“以后再给我捉。”英子说。

　　从那以后，只要方便，我和英子就互相给对方捉虱子，并乐此不疲。也许这是我们之间最容易接受的亲近方式。说心里话，当英子的小手在我的头皮上轻轻划过时，那种舒爽的感觉简单是人世间最美的享受。

　　冬去春来，婆婆丁花开了，又到了我和英子结伴挖野菜的季节。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改变我和英子人生轨迹的政治风暴。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我和英子正在上五年级，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多月才能结束，语文和算术还有几课没有学。有一天班主任对我们说：“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开始了，老师们要参加运动，以后有时间就给你们上课，没时间就不给你们上课了，没有老师的时候你们就自己学习。”从那天起，学校的教学几乎进入停顿状态，有些学生不来上课也没有人管。

　　我和英子都是听话的学生，仍然天天上学。没有老师的时候，我们俩就自己学。该上语文课的时候，就拿出语文课本看；该上数学课的时候就拿出数学课本看。没有人给我们留作业，我们就做课本里的作业。

　　有一天学校给每个班发了很多白纸，让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同学们都说不会写。教过我的老师都对我很好，我更不想写。一连好几天我们班一张大字报也没写，学校便派来了一个外班的老师指导我们。这个老师认识我，问我：“你也不会写吗？”

　　“我真不知道怎么写。”我说。

　　“这有什么难写的？”指导老师说。“就写你们的班主任犯过什么错误。”

　　“我也不知道他犯过什么错误。”我说。

　　“你们班主任什么都正确，就没犯过一点儿错误？”指导老师朝我瞪起眼睛。

　　我有点儿害怕了，小声说道：“有一次考试，有一道题我答不上来，老师提示我了，这算犯错误吗？”

　　“这就是犯错误！”指导老师说。“你就把这件事写成大字报。”

　　我一看躲不过去，只好按照指导老师的意思写了一张批判曾老师的大字报。

　　英子也不会写大字报，让我帮她写，我问她：“你知道曾老师有什么错误吗？”

　　“我不知道。”英子说。

　　“你不知道曾老师有什么错误怎么写大字报？”我说。

　　英子想了半天，说道：“我实在想不起来曾老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实在不行就编一个吧。”

　　“瞎编理由冤枉老师不好吧？”我说。我和英子想了半天，最后英子说：“有一次我看见曾老师朝上课睡觉的同学扔粉笔头，这应该算体罚吧？”

　　“没什么可写的，就写这件事吧。”我帮英子写了一张大字报挂到教室的墙上，这件事总算应付过去了。

　　其他同学在指导老师的督促下，不会写，便胡编乱造，教室的墙上终于挂满了字迹歪歪扭扭的用毛笔写的大字报。

　　放暑假之前，学校进行了期末考试，数学试卷中有两道题没有讲过，我和英子也做了。公布考试成绩时，我是全年组第一，那两道没讲过的题，我都做对了，英子做对一道，排在全年组第二，其他同学都没答上来。学校领导表扬了我和英子。

　　虽然放暑假了，可是没有像以前那样给我们发放印刷成册的暑假作业，老师也没有布置作业，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学。从三年级开始，我和英子全天上课，在学校我和英子怕同学嘲笑，不好意思互相接近。从现在起我们天天待在家里，可以整天厮守在一起。

　　现在我已经十三周岁，英子已经十二周岁，开始步入青春期，懂得了男女有别，左邻右舍同龄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很少在一起，可是我和英子只要有时间就寸步不离。也许英子还记着我们小时候的约定，虽然我也是男孩子，可是她认为我和别的男孩子不一样，和我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何况又不是在学校里，没有人嘲笑我们。英子在我面前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对于我和英子天天待在一起，英子爸爸白天上班看不到，英子妈妈虽然能看到，却视若无睹，也许她还把我们当成小孩子。这个不知何时结束的暑假，给我和英子自由相处创造了条件。

　　小玲、小梅和英子的妹妹小凤都长大了，都有各自的朋友圈，不再像跟屁虫似的跟着我和英子。可是我和英子并没有完全自由，有时我要帮爸种地，有时要帮妈干家务。英子的两个哥哥几乎天天不着家，家里有活儿英子妈妈就让英子干。只有不需要我们干活儿的时候，时间才属于我们。这时我和英子马上找借口离开父母的眼皮底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听人说矿办公楼前贴了很多大字报，我想看看大人们写的大字报，不愿意一个人去，就让英子给我作伴。跟英子一说，英子高高兴兴地和我一起来到矿办公楼前，那里立着长长一排木板，上面贴满了大字报。我和英子看了一会儿，觉得比看书还有意思。有一张大字报揭发矿党委书记把公家的水缸拿回家腌酸菜，有一张大字报揭发矿长在开会时骂某某科长是蠢猪。从那以后每天干完家里的活儿，我们俩就到西柳矿办公楼前看大字报。矿上开批斗会时我们也去看热闹，被批斗的矿领导头戴白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白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被打了红叉。批斗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还有人带头喊口号。有时候也能看到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面，一群人举着红旗，前面有几个人被五花大绑，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白牌子，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有人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有人一边走一边散发传单。我和英子一边看热闹，一边捡传单，传单都是油印的，看完了就折啪叽。文革开始后，没有卖啪叽的了，我们只好自己用废纸折。

　　有一天学校通知我和英子返校参加批斗会。到学校以后老师让我们坐在操场上，有几个老师把校长从办公室拉出来，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白牌子，上面写着一行小字“反动知识分子”，下面是校长的名字，字写得很大，但没打红叉，也没给他戴高帽子。老师们轮流上台发言，我们上一届的学生也有代表发言，直到批斗会结束，也没有人对校长动手。

　　后来又让我们返校两次，也是参加批斗会，这两次被批斗的对象都是老师。一个老师姓佟，他平时总是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在老师和学生中人缘都不好。另一个老师不知天高地厚，要著书立说，点评伟人著作。

　　八月初，大专院校和中学成立了红卫兵。开始时一个学校只有一个红卫兵组织，成员都是学生中的精英。他们到各地串联，去北京见毛主席，让人非常羡慕。虽然英子的两个哥哥都在中学读书，因为他们的爷爷是小业主，哥俩儿都被排除在红卫兵组织之外。不知什么原因，小学不让成立红卫兵，而是成立了一个叫“红小兵”的组织，我和英子都参加了，虽然每人发了一个袖标，可是学校没有人管我们，也没有人组织我们参加运动。

　　后来大学和中学里不仅有学校成立的红卫兵，也有学生们自发成立的红卫兵。英子的两个哥哥组织几十个官办的红卫兵不接纳的学生，自己成立了一个名为“星火燎原”的红卫兵团，他们还刻了公章，制作了专属他们自己的红卫兵袖标和兵团旗帜。有几个和我关系比较好、已经升入中学的学长，经常找我帮他们刻刚板、印传单。这种越来越多的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为后来某些地方红卫兵各派互相武斗埋下了祸根。

　　红卫兵早期活动主要是批斗地富反坏右、横扫牛鬼蛇神和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北丰市是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城市，地面上没有什么文物，老百姓家里也没有什么古董，因此“破四旧”时很少看到红卫兵有砸文物、抄家的行为。我和英子只见过有人拿着剪刀见到烫发的人就上前乱剪，见到穿高跟鞋的人，就把鞋跟给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