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上次在红旗纺织厂相关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清晨的阳光斜切过市政府礼堂前的台阶，我站在侧门阴影里，手指无意识地蹭着衬衫第二颗纽扣。布料是新的，洗过三遍才敢穿出来，领口压得一丝不苟。
“紧张？”陆承洲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他站在我斜后方半步的位置，中山装袖口露出一截干净的手腕，手里捏着一份名单。
我没回头，“就是这身衣服太板正，不像我自己。”
他低笑一声，“你昨天还说，得穿得像个‘正经人’，好让领导放心把牌子交出来。”
我抬眼看了看礼堂大门上方悬挂的横幅：“全市青年创业先进模范表彰仪式”。红底黄字，工整得像是我刚进厂时抄的黑板报。
“走吧。”他说，“轮到你了。”
我迈步往前，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得实。礼堂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前排是各单位代表，后排是受表彰的年轻人。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编号牌上写着“苏晚，《晚风》杂志主编”。
主持人开始念开场词，语速平稳，带着广播员特有的腔调。我听着，心里却浮现出张秀才那张总爱皱着眉的脸——他要是听见“民间文化创新”这几个字，怕是要当场写下三千字批判稿。
念到我的名字时，全场安静了一瞬。
我起身走上台，脚步没停。奖牌递过来的那一刻，金属边缘有点凉，贴在我掌心。主持人开始宣读表彰词：“创办《晚风》杂志，以贴近群众生活的选题和清新明快的文风，推动青年思想启蒙；主动吸纳本地印刷力量，带动就业岗位十余个……”
我站在聚光灯下，听着这些话，像是听别人的故事。
台下有人拍照，闪光灯咔嚓一闪。那一瞬，我脑子里跳出来的不是什么高光时刻，而是去年冬天，我在车间厕所隔间里就着昏灯改稿子，手冻得握不住笔，还是把那期“女工如何维权”的专题赶出来了。
“苏同志？”主持人收了话筒，轻声提醒。
我点头，接过奖牌和证书。台下掌声响起来，不算热烈，但持续着。我转身下台，陆承洲在台侧等我，递来一个牛皮纸袋。
“你的材料副本，还有政策对接会的流程单。”他低声说，“别漏了签字环节。”
我接过，纸袋边角被我捏出一道折痕。
政策对接会在礼堂东侧的小会议室开。六张长桌拼成回字形，我坐在主位一侧，对面坐着宣传部、工商局、文化局的几位干部。记者来了三个，举着本子记。
第一个问题来自报社的年轻女记者：“苏同志，您作为个体户代表获得表彰，是否担心今后会被视为‘偏离社会主义办刊方向’？”
屋里静了一下。
我翻开手边的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三行字：内容来自真实生活；读者是工人、学生、街坊；我不是创作者，是整理者。
“我办杂志，用的是大家投来的稿子。”我说，“洗衣房大姐写怎么省肥皂，中专生写学英语的方法，还有女工讲自己怎么跟厂里谈加班费——这些事他们真干了，我只是登出来。要说方向，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向，就是正道。”
坐在角落的陆承洲轻轻点了下头。
工商局的老同志摘了眼镜，“也就是说，你这刊物，根子在群众？”
“对。我们每期都有‘来信选登’，读者说了算。”
宣传部那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副部长开口了：“这样就好。群众基础扎实，方向就不会偏。”他转向陆承洲，“小陆，你们科最近拟的青年文化扶持名单，是不是把她列进去了？”
“已在名单内。”陆承洲翻开文件夹，“后续在出版备案、场地审批方面，可走绿色通道。”
“那就明确一下。”副部长看着我，“苏同志，市里支持年轻人正经干事。只要内容合规、经营合法，缺什么难处，可以提。”
我合上笔记本，“目前没有困难。谢谢组织认可。”
散会时阳光已经铺满走廊。我抱着纸袋往外走，奖牌用布包裹着，塞在最下面。走到礼堂外的台阶上，我停下，回头看了一眼。
红绸还没撤，横幅在风里轻轻晃。
我摸出布包里的奖牌，拇指擦过上面烫金的八个字：青年创业先进模范。
指腹划过“模范”两个字时，我想起细纱车间那块黑板报。那时我刚接手，张秀才非说我排版“花哨”，硬把标题字号改回去。我一句话没争，第二天照样重排，字体更大一圈。后来全厂工人都说看得清楚。
现在没人能改我的版了。
我把奖牌重新包好，塞进布袋底层。抬头望向东边——那里有间临街铺面，房东昨儿松了口，说月底就能腾空。
我紧了紧肩上的帆布包，往自行车棚走去。
车钥匙插进锁孔时，风把礼堂门口的一片纸吹到我脚边。低头一看，是刚才发的会议流程单，背面印着全市地图。
我捡起来，折好，放进衣兜。
蹬车起步，链条轻响，车身稳稳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