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桂兰,今年五十六岁。
在这家一千二百张床位的三甲医院做保洁。
一千二百张床,听着只是个数,落到实处,是一层接一层的走廊,一间连一间的病房,是永远拖不完的地,擦不完的床头柜,换不完的垃圾袋。拖把杆子磨得我虎口发硬,消毒水的味儿腌进了衣服纤维,怎么洗都好像带着一股医院特有的、干净又冰冷的气息。
全院保洁十几号人,大多上了年纪,腿脚不利索的多。队长看我踏实、话少、做事稳,常让我顺带把整个班组的清洁工具一起领了。扫帚、拖把、尘推、洁厕灵、消毒水,还有一捆捆沉重的黑色垃圾袋,每次都抱得满满当当,勒得手掌发红,腰也直不起身。
所有物料都在医院物资科领取。
我们是外包物业,不算医院的人,在这栋楼里,始终像个外人。
管保洁工具发放的,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刚来不久,坐在窗口后面。那天我抱着一叠领用单过去,叠得快挡住脸。
“姑娘,领一下这周的保洁工具,好几个人的份。”
她头都没抬,手指在手机上飞快划着,语气不耐烦:“等着,没看见我忙着吗?”
“楼层下午都等着换拖把,怕耽误了……”
我话没说完,她猛地抬眼,声音一下子尖了起来:“你一个保洁怎么这么多事?医院有医院的规矩,轮得到你来催我?”
几句话又硬又冲,像冰针扎过来。我抱着单子僵在原地,手微微发颤,眼圈一下就热了。我不过是来领几包垃圾袋、几把拖把而已。
正好这时,物资科科长从外面进来。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窗口,心里就明白了大半。我在这院里待了快三十年,这些事,科长心里都有数。
他没当众说谁,只是快步走过来,亲自打开库房,一样一样帮我找齐、码好,轻轻推到我面前。等我抱起东西要走,他才压低声音,轻轻说了一句:“阿姨,别往心里去,孩子年轻不懂事。您在这儿这么多年,不容易,我们都看在眼里。”
我点点头,没再多说。抱着沉甸甸的工具,慢慢转身离开。手掌被塑料袋勒出深红的印子,一路走,那印子慢慢变成淡红,最后消失,只剩下熟悉的、微微发麻的感觉。
回到楼层,我把工具分给几个保洁阿姨,自己再拿起抹布拖把。消毒水兑好,气味冲上来,有点呛,但闻久了,心里反而踏实。一间间病房挨着收拾。床底、扶手、窗台、卫生间,一处都不马虎。等公共区域都打扫干净,我才往里走,进到最里头那间单人病房。
老爷子在这儿住了一阵,我搭手照料也有七八天了。他话不多,老伴在一旁安安静静陪着。
我刚擦到窗台,走廊传来一阵不轻不重的脚步声。门被轻轻敲了两下,依次走进来四个人:副院长、科室主任医师、护理部副主任,还有本楼层的护士长。
一屋子人立刻客气起来。全程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老夫妻身上,没有一个人朝我这边看一眼。我安安静静站在角落,手里攥着抹布,不吭声、不碍事,只做自己手里的事。抹布擦过光洁的窗台,发出细微的“沙沙”声,那声音好像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没多久,副院长和科室主任先后告辞离开。护理部副主任走在最后面,快到门口时,她脚步忽然一顿,侧过身,轻轻朝我招了下手。
我赶紧走过去。
她声音压得很低,刚好让我和旁边的护士长都能听见:“张姐,这边你多上点心,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说。人我放心你。”
我轻轻“嗯”了一声。
她点点头,不再多言,转身带着护士长一起离开。
病房重新安静下来。我继续擦着桌子,消毒水的味道在安静的空气里,好像更清晰了。
收拾完,我走出病房。口袋里的手机轻轻响了一下。我掏出来点开一看,是微信到账的提醒。三千块,转得很干脆。我心里一下就清楚了。老爷子的儿子之前就说好,一天三百,每十天结一次账。这是第二期的钱。
我沿着走廊慢慢往工作间走。病房里那对老夫妻安安稳稳坐着,有人陪有人照应,我看着,心里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像羡慕,又不像,就是空了一下。
没走几步,手机响了,是儿子。
“我到医院了,在大厅,你赶紧过来。”
“哪个大厅?”
“就大厅啊!你快点!”
我以为是住院部大厅,匆匆赶下去,绕了一圈,人影都没有。再打给他,提示占线。我站在原地等,心里有点慌,像有什么东西在往下坠。
没一会儿他电话打回来,语气已经带着不耐烦:“我都来半天了,你怎么还不到?”
“我在住院部大厅,没看见你啊。”
“谁在你那住院部啊!我在外面这个大厅!人超多的!”
我这才反应过来,可能是门诊那边。我又赶紧往急诊口赶。先跑到东急诊,大厅里人挤人,各种声音、气味混在一起,扫了一圈没有。再打电话,他又不接。我只能又往西急诊跑。五十多岁的人了,这么来回一折腾,腰都发酸,喘得厉害,心脏咚咚地跳,像要撞出来。
等我终于在西急诊旁边的大厅看见他时,整个人都有点虚。一头黄毛翘得乱七八糟,站在人群里特别扎眼。
我走过去,声音都有点哑:“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去跑骑手,买装备租车,给我四千。”
我一下就皱起眉:“跑骑手?你别又骗我。这钱多难挣你知道吗?我一天三百,要起早贪黑干十天,才刚拿到这三千……”
“我真是去上班,又不是乱花!”
我看着他那头黄毛,心里又气又累,像被一块湿抹布堵住了,闷得透不过气。从农村出来,第一个男人意外走了,赔了点钱,撑了几年。后来再成家,还是被背叛。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儿子,打不动,管不住,甩不开。
不想给,真的不想给。
可他是我儿子。
我咬咬牙,把刚到的三千,加上自己身上这点,凑了四千转给他。手机提示转账成功的声音,听起来特别轻,又特别重。
他拿到钱,一句话没多问,转身就走了。我看着他那头黄毛消失在门诊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像一滴水掉进河里,一下子就没了。
我拖着步子慢慢走回保洁休息室,一屁股坐下,浑身都沉,像刚卸完一车煤。腰后的酸痛一阵阵往上拱。
没一会儿,门一开,老陈进来了。他是一个保安,平时话不多。今天他给我带了个小麻薯,还有瓶热豆浆,轻轻放我桌上,塑料杯底碰到桌面,“嗒”的一声轻响。
“还没吃吧?凑合垫点。”他声音不高,有点哑。
我抬头看他。他脸上有点不自在,眼神躲闪了一下,又落回我脸上。他保安服洗得发白,但领口袖口是干净的。
“又让你破费。”我说,喉咙有点紧。
“破费啥。”他摆摆手,好像真是顺路,可我知道,他不是我们医院的,他刚下夜班。
他没多啰嗦,笑了笑就出去了。
他一走,屋里另外两个保洁姐妹立刻凑过来。
“哟,老陈又给你送好吃的啦?”
“人家对你是真上心,人老实,又踏实,你就不考虑考虑?”
我脸有点热,摆了摆手:“别瞎说,这么大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想了。”可脸上那点热,一直没退下去,心里头好像也被那杯豆浆焐了一下。
另一个姐妹接话:“照应能次次带东西?我看他就是追你呢!”
说笑间,又有人叹了口气:“你们还记得电梯口那个小李不?前阵子谈个男的,被人骗了好几万块钱,哭了好几天呢。”
“就是说,这年头男人靠不住,还不如自己踏实干活。”
“也是,像老陈这样实心眼的,真不多了。”
你一句我一句,屋里闹哄哄的。我听着,没再接话,只是慢慢拆开那个小麻薯,很甜,糯糯的。甜味在嘴里化开,好像把刚才那阵闷气冲淡了一点。
我刚想歇口气,门外忽然有人喊我名字。
是护士长。她站在门口,直接说:“有个病房的家属,想找个手脚麻利、做事稳的护工搭把手,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过来跟你聊聊。”
我跟着护士长往病房走。一进去,就看见床上躺着个50来岁的男人,腿骨折了,动弹不得。旁边站着他儿子和媳妇。
护士长简单介绍了两句,就让我跟他们谈价钱。
我也没多要,直接说:“一天两百。”
话音刚落,那女的就皱起眉,跟男人使了个眼色:“两百?有点贵了吧,感觉划不来。”
他儿子也跟着点头:“再看看吧,有没有便宜点的。”
我站在旁边,没多说什么。价钱谈不拢,这事也勉强不来。
病人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看着是挺让人心酸。我看着他,心里忽然咯噔一下——这要是哪天我自己躺床上动不了了,我那个儿子,会这样守在床边吗?
一念到这儿,心里又闷又凉,像提前掉进了冬天的井里。
人家家属舍不得出钱,我也不能白干。我跟护士长示意了一下,转身就走出了病房。这活儿,没成。
后半夜三点多,病房里静得只剩监护仪滴滴的轻响。老爷子睡得沉,呼吸匀净。我躺在旁边那张小得可怜的折叠床上,肚子饿得一阵一阵发空。其实也不是多饿,就是熬夜熬得心里发慌。白天家属拿的水果我啃了两口,凉冰冰的,不顶事。
我轻手轻脚爬起来,先往护士站走了一趟。小护士困得脑袋一点一点,眼睛都快黏在一起了,摆摆手让我快去快回。
我穿过住院部和急诊之间那片黑乎乎的小院子,夜里风一吹,身上有点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快走到便利店时,一眼看见了以前在住院部上班的小安。我心里还挺高兴。看她在忙,我没好意思打扰,先钻进便利店买了俩热包子、一根烤肠。热油透过纸袋传到手心,那点暖意让我舒服地叹了口气。又顺手给她带了一份。
等她忙完,我把吃的递过去。她一见我就笑,眼睛亮亮的。我们聊了几句,她说病房夜班太密,熬不住,转来了急诊,还考了中级职称。我心里其实挺羡慕的。人家有文化、有技术,越走越稳。我呢?嘴上还是笑着夸她有出息。
刚说到这儿——
呜哇——呜哇——
救护车的声音突然撞破了深夜的安静,直冲急诊口而来。小安“唰”地一下站起来,整个人瞬间不一样了。
我听见这声音,人下意识就想过去看看。不是爱凑热闹,是在医院待久了,听见警报声,心就跟着提一下,像被线扯着。
车停稳,急救员往下抬人。小安上去想帮忙,可她一个小姑娘,力气明显不够,身子都晃了一下。
我站在边上,心里就一个念头:我别的没有,一把力气还在。
于是我上前一步,稳稳托住担架。帮着把人平稳移到抢救床上。那人很沉,隔着被子都能感觉到生命的重量,或者说是……失去意识的沉重。
忙一帮完,我心里立马就拉回来了:病房里还躺着老爷子呢。
我没等抢救开始,转身就走。刚走到急诊门口,就听见那两个急救员在旁边抽烟,叹着气说话。
“网约车司机,跑夜车跑晕了,加油的时候倒在车里,家属联系不上。”
“120的钱又悬了,先交医院再说吧。”
我脚步顿了顿,心里轻轻叹了口气。又是一个熬生活的。跑网约车、熬夜、连饭都吃不安稳,跟我其实没什么两样。
可我也帮不了更多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摊子。我守好我这边,就够了。
我没再多听,快步走回住院部。躺回折叠床上时,已经快四点了。我睁着眼望着天花板,心里清楚:再睡也顶多眯一两个小时,天一亮,又是拖地、擦灰、换液、翻身的一天。
干脆不睡了,就这么静静躺着,歇会儿力气。耳朵里听着老爷子均匀的呼吸,和窗外远远传来的、城市永不彻底安静的底噪。
第二天一早,我在走廊里搞卫生。消毒水的气味在晨光里格外清新,也格外冰冷。
远远看见一张病床被推过来,上面躺着的,正是昨晚那个晕过去的男人。他已经醒了,脸色还有点虚,眼神木木的。
经过我身边时,他淡淡看了我一眼,就像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保洁阿姨,陌生、客气,又毫无波澜。
可我认得他。
我认得这张脸。
他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他。
就这么擦肩而过,
一句话没有,
一眼之后,各走各的。
我低下头,继续用力拖我的地。水痕在光滑的地面上延伸,很快又被早起的脚步踩乱。医院的天亮得特别早,人来人往,生死疲劳。
有人被抬进来,有人慢慢走出去。
而我,张桂兰,五十六岁,这家医院的保洁。
继续扫我的地,
继续过我的日子。
(安的视角)
我今年二十八九岁,在这家三甲医院工作快五年了。去年拿到护理中级职称后,我从夜班密集的住院部,申请转到了急诊。
这天后半夜,急诊大厅的灯光白得有些惨淡,空气里浮动着消毒水和疲惫的味道。不算太忙,我刚给一位输液患者拔完针,正低头整理用物,一抬头,就看见了张桂兰阿姨从便利店方向走过来。
她是我们医院的老保洁,在这儿干了三十多年。院里一直有个传闻,说她跟护理部主任沾点亲。这事像层薄雾,看不清,但也没人用力去拨开。我最初也听过,心里有点说不清的隔阂。
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很淡的笑意,走过来,把手里一个还温着的纸袋递给我。“小安,还没吃吧?给你带了点。”
是包子和烤肠。油脂的香气透过纸袋隐隐传来。我愣了一下,接过来,那温度透过指尖,在这冰冷的后半夜,显得格外实在。“谢谢张阿姨。”我说。
我们就在急诊门口站了一会儿。她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跟她说起转来急诊的事,也提了刚考过中级职称。她听得很认真,点点头,说:“那好,那好,有技术好。”语气里是朴素的赞许,听不出是客气还是真心。但她的眼神很平和。
就在这时——
呜哇——呜哇——
救护车尖锐的警笛声像一把刀,猛地劈开了夜的沉寂,由远及近,直刺耳膜。所有昏沉的、缓慢的节奏,在这一瞬间被强行清零。
“来了!”我脱口而出,身体先于意识做出反应,将没吃完的纸袋往旁边台子上一搁,转身就朝抢救室方向快步走去。疲惫感瞬间蒸发,取而代之的是绷紧的神经和加速流动的血液。这是我的主场。
抢救平床被急救员迅速推入,轮子与地面摩擦发出急促的声响。患者是中年男性,意识丧失,面色是那种不祥的蜡白,额发被冷汗浸透,贴在皮肤上。我上前,和同事一起准备过床——从救护车担架转移到我们的抢救床。我托住患者一侧肩膀和腿弯,发力,但患者的体重和完全松弛的躯体带来的下沉感,超出了我的预估。床沿磕碰了一下,我的手臂一酸,重心晃了晃。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股沉稳的力道从旁介入,稳稳地托住了我险些失守的那一侧。是张阿姨。她没有丝毫犹豫,动作甚至比我这个受过训练的人更干脆利落,手臂一送,配合着我们的节奏,患者被平稳地平移到了抢救床上。整个过程,她抿着唇,眼神专注在患者身上,仿佛这只是她每天工作中最寻常的一个动作。
“谢谢。”我快速说了一句,目光已经回到患者身上。时间就是一切。
“网约车司机,通宵跑车,加油后晕在车里。暂无家属,暂无证件。”急救员语速飞快地交接。
我点头,不再关注其他。监护仪被迅速连接,血氧探头夹上指尖,血压袖带缠好,嗡鸣声中,数字开始跳动。开放气道,面罩给氧,寻找血管建立静脉通路……我的世界收缩到这张抢救床的范围内,只剩下监护仪的数字、患者的胸廓起伏、我手下血管的触感,以及自己清晰到几乎能听见回声的指令声和动作。
血糖测了,偏低,但不是致命值。心电图做了,没有心梗的典型波形。生命体征在吸氧和补液后逐渐趋于平稳。初步判断是过度疲劳、低血糖诱发的晕厥和意识抑制。危险暂时解除。
我直起身,轻轻吐出一口一直憋着的气,这才感觉到后背的衣衫已经被汗微微浸湿。安排护工,联系住院部,准备转运交接。一系列后续流程在脑海中自动生成。
等到患者被稳妥地送向住院部,抢救室的喧嚣像潮水般退去,只剩下仪器低低的运行声和空气里尚未散尽的紧张感。我揉了揉有些发僵的脖颈,走到门口。
这时,我才想起张阿姨。
目光下意识地扫过刚才她站的位置,那里已经空了。急诊门口只剩下昏暗的灯光和清冷的空气,仿佛她从未出现过。我转头,透过走廊尽头的玻璃门,看到外面天色已泛起一层淡淡的蟹壳青。
然后,我看到了她。
在连接急诊与住院部的那条长长走廊里,晨光熹微,勾勒出一个微微弯着腰的熟悉背影。她已经换上了那身蓝色的保洁服,手里握着拖把,正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拖着地。消毒水的气味,清新又冰冷,随着她的动作隐隐飘来。
她离我有几十米远,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模糊,又异常清晰。她没有回头,似乎完全沉浸在她那片需要清洁的地面世界里。刚才那场关乎生命的紧张抢救,那一下及时的援手,对她来说,仿佛只是夜班途中一个极小的插曲,插曲结束,她便回到了自己日复一日的轨道上,无声无息,如同水滴归入大海。
我忽然清晰地意识到,我和她,其实一直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场”。
我的“现场”是突发、是冲刺、是精准干预、是必须留下明确痕迹的力挽狂澜。而她的“现场”,是漫长、是重复、是默默吸纳一切污秽杂乱、然后在所有人醒来之前,让一切恢复洁净如初,不留下任何“处理过”的痕迹。
刚才在抢救床边,我们的“现场”有过短暂的重叠。她凭借本能和力气,踏入了我的“现场”,帮了一把,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回到了属于她的、寂静的“现场”,继续用拖把,擦拭掉今夜所有的血污、汗渍和惊慌。
没有多余的对话,没有事后的寒暄。就像她只是顺手扶正了一把歪倒的扫帚。
我站在抢救室门口,手里似乎还残留着刚才抢救时橡胶手套的触感,以及接过她那份温热早餐时,指尖短暂的暖意。两种温度,两种“现场”,在这一刻奇异地交织在一起。
晨光越来越亮,照亮了她鬓角散落的几根白发,也照亮了她脚下那片被拖得光洁如镜、映着淡淡天光的地面。
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开始收拾抢救室里散落的器械和包装。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我是安。我打工,在每一个岁月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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