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2）
下午，我们没有上课，学校革委会主任让我们佩戴上红卫兵袖标，到学校操场集中，去动员不肯下乡的前两届校友。学校领导一声令下，一名同学扛着红旗走在前面，紧随其后的同学抬着一面大鼓，提着锣，拿着镲，然后是我们这些戴着袖标的红卫兵，我们浩浩荡荡地朝离学校很远的一片住宅区走去。我不明白，动员下乡为什么要摆出这么大的阵仗。
来到一名多次动员也不肯下乡的女校友家，先由革委会的领导和工宣队的人进屋劝说，可是那位女校友却“冥顽不化”，作思想工作的人磨破了嘴皮子，她就是不点头。学校领导便让我们敲锣打鼓喊口号。不一会儿女校友家周围就聚集了很多人看热闹。被动员的校友还是不同意下乡，锣鼓声和口号声响个不停。直到被动员的校友同意下乡了，这才偃旗息鼓，接着又去另一家。那天我们用这种方式动员了两名校友同意下乡，很晚我才回家。
英子的两个哥哥下乡都很痛快，没惹出这么大的风波。我想，将来我下乡，让走马上就走，决不给父母添麻烦，最好是能下乡到英子家那个生产队，这样我又能和英子在一起了。
我们连续了一个多月上午学习毛主席语录，下午动员上山下乡。
完成了动员上山下乡的任务之后，有一天申文革通知排委会成员参加老师中造反派组织的批斗原校长和书记的大会。我心说，开批斗大会是文革初期的事，怎么现在还开批斗大会？批斗大会是政治活动，虽然我不感兴趣，但不能不参加。如果不参加，没准儿会给我扣一顶不积极参加运动的帽子。于是我和排委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来到一间大教室，批斗会在那里举行。
我们到会场时，被造反派拉下马的书记和校长已经被带来了，站在教室的前面。现在的批斗会与文革初期的批斗会相比，文明了许多，没有给书记和校长戴高帽子，挂白牌子，只是让他们低头站讲台前。先发言的是老师中的造反派头头，我们这届新生入校不久，对书记和校长的“罪行”一无所知。那个造反派头头向我们介绍了校长和书记的“罪行”，然后是红卫兵团长和其他人揭发批判。
在批斗过程中，不时有老师和学生带头喊口号。在大家喊口号时，书记和校长也跟着喊打倒他们的口号。也许是弯腰时间太长了，校长偷偷抬起头，活动活动腰部，对他的这个举动，大家都没当回事，也没有人说什么，没想到申文革冲到讲台上，站在校长的后面，一只手按着他的脖子用力向下压，一只手抓住他的一只胳膊用力向后扳。申文革的作法可能弄疼了校长，校长直起腰，挣脱了申文革的手。申文革脸上挂不住了，左右开弓打了校长好几个耳光，声音非常响，看样他是运足了气，校长的脸颊顿时红肿起来。这时有几个老师拉开了申文革，申文革长并没有罢休，又狠狠地踹了校长几脚。
申文革的做法使我大吃一惊，心想，他怎么能这样？批斗就批斗呗，怎么能动手打人？我估计他不是什么好人，从那以后总是像躲避瘟神似的远远避开他，倒不是怕他，只是觉得他让人恶心。
冬天来了，我家旁边的老榆树的叶子落光了，只有光秃秃的树枝刺向天空。英子家搬走三、四月了，可是一直没见她家的人回来过，也打听不到她的消息。我非常牵挂英子，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也上初中了？我很想去看望她，可是去他家要走五十多里路，需要走多半天，当天回不来，学校一个星期只休息一天，去看她来回要两天。虽然市里每天有一班去永安的往返班车，可是到永安后很快就会回返市里。如果坐车去，还没等见到英子，就得坐车回来。晚上睡在英子睡过的炕上，因为牵挂她，我总是翻来覆去地很长时间才能入睡。
元旦之前，西柳矿为了向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献礼，开始了新一轮高产运动。学校安排一批男生到矿上支援煤炭生产，我也在其中。
支援的第一天，由带领我们的工人先给我们讲了安全事项，然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工作服、一顶安全帽、一条皮带和一盏矿灯。他让我们先穿好工作服，然后把矿灯的电池用皮带固定在腰上，把矿灯的灯头插在安全帽上。下井之前，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面包。我问带队的工人师傅，能不能发面包票。他说支援的人只发面包，不发面包票。我想，要是能发面包票就好了，我可以省下几个面包，将来去见英子时送给她，她在农村肯定吃不到矿上的大面包。
西柳矿是竖井，到工作面要先乘罐笼。竖井的井筒好几百米深，我第一次下矿井，罐笼一动，心忽悠一下，好像悬了起来，一直到罐笼停下来，我的心才落了地。出了罐笼，我们先在一条灯光通明的主巷道里步行。主巷道里有窄轨铁路，不时有电机车牵引一串串矿车往返。离开主巷道，我们走进一条通往工作面的巷道，巷道里铺设着刮板运输机，工人们叫电溜子。走了一会儿，我们开始爬坡。这里的巷道两帮和顶板都是用坑木支护。有些地方的坑木被压得呲牙咧嘴，要断还没断，看着非常吓人。巷道里有的地方被落下来的煤堵得只能爬进爬出。
到了工作面，带班的班长安排我们运坑木。他让一个工人带领我们来到放坑木的地方。坑木三四米长，直径三十到四十厘米。别说我们，一般的工人也扛不动，何况巷道里有的地方又窄又矮，走路都得弯腰。那个工人找来一捆草绳，发给我们每人一根，然后给我们示范怎样运坑木。他把草绳系在坑木的一头，然后弯下腰拖着坑木向前走，而不是扛在肩上。我们也学他的样子，每人拖着一根坑木朝工作面走去。还没到工作面累得我浑身是汗，工作服都湿透了。
运了几根坑木，我和同学们又累又饿，把带来的面包吃了。吃完面包，我们又运了几根坑木，便完成了当天的任务。虽然还没到升井的时间，带班的人让一名工人把我们送到有罐笼的地方，让我们乘罐笼升井。到了更衣室，我们把工作服脱下来，放进临时借给我们使用的更衣箱里。洗完澡，穿上自己的衣服，回到家一看，是下午三点多。工人们要四点多才能升井。
有一天早晨，我在家吃得很饱，中午也没饿，发给我的面包我也没吃。下午一点多我们就运完了坑木，回到家才两点多。我把带回来的面包分给了小玲他们吃了。
“没吃面包，你不饿？”妈问。
“还没饿就干完活了，让我们升井。”我说。“要是发面包票就好了，早晨吃饱饱的，下井时就不用领面包了，省下来面包票，以后中午学校有事不能回家吃饭，就到井口领个面包。”
妈听我这样说，打开箱子拿出两张面包票给我，同时说道：“想要面包票就直说，还拐弯抹角的。在井下饿了就把面包吃了，不要再带回来了。”
在西柳矿支援了十天，回到学校我们又上了半个月课，便开始放寒假。我们的寒假作业就是背诵学过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
从放寒假那天开始，我就琢磨找个什么借口去姥姥家，趁机看望英子。一直到快过年了，也没找到借口。我家和英子家虽然相距只有五十多里，可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英子就像远在天涯海角。
有一天，妈到粮店买回来一袋面粉，分装成小袋，准备送给农村的亲戚，让他们过年能吃上饺子。姥姥家吃供应粮，不用送面粉。我想，三姑家离姥姥家只有二十里地，我要是提出去送面粉，可以从三姑家去姥姥家，这样近了很多。
还没等我开口，那天晚上爸下班回来对妈说：“我一个人要去二姐家又要去三姐家，还要去他三舅家，一天恐怕回不来。实在不行我就休个班，也不知道段长能不能同意？”
我一听，机会来了，自告奋勇对爸妈说：“我去姥姥家送过年的东西。”
妈说：“这回咋这么勤快？”
我说：“我放假了，也没什么事。姥姥家远，当天回不来，爸又不能耽误班，我去送，早一天晚一天回来都行。”
“有人替我跑腿就不用请假了。”爸高兴地说。“面包房还没关门，你去领五个面包，明天给你姥姥家送去。”
妈打开箱子，拿出五张面包票交给我。然后又拿出一个兜子递给我。我回到东屋，找出妈以前给我的两张面包票，马上去面包房领了七个面包。回来后，找了一张报纸，把准备送给英子的两个面包包起来放在兜子的最下面，把送到姥姥家的五个面包放在上面。
我家的自行车因为不经常使用，让爸给卖了，用自行车时，就到李叔家或白叔家借。因此到现在我也没有学会骑自己行车，去姥姥家我只能坐长途客车。从市里到永安公社的长途客车早晨九点钟从市里的客运站发车，到矿区的停车点有人上车就停车，没人上车就直接开过去，下午一点从永安公社返回。我去姥姥家只能坐这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