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的左腿断了三年了。我总拿透明胶带缠着它，缠得粗粗笨笨的。可上礼拜胶带也老了，边缘起毛，黏性消退，眼镜戴不住，老往下滑。我推一推，它滑一截，推一推，滑一截，整个世界就在这反复的推搡里晃荡。

 于是我决定把它修好。

 工具是现成的。抽屉底层有个饼干铁盒，里面装着父亲留下的零碎：小号螺丝刀、镊子、一截细铜丝、几粒比芝麻还小的螺帽。我把眼镜搁在白瓷盘里，像外科医生预备手术。台灯拧到最亮，光聚在断口处，那截塑料茬子白森森的，边缘参差。

 铜丝要穿过镜腿内部预留的孔道。我年纪大了，这活计费又眼神，我凑得极近，鼻尖几乎要碰到镜架。呼吸放轻，再放轻。镊子尖夹住铜丝头，往里送，一毫米，又一毫米。铜丝在孔道里走，发出极细微的“嘶嘶”声。穿到一半卡住了。我抽出铜丝，发现前端弯了，拿指甲把它捋直，重新来过。

 第三次终于穿通了。铜丝从另一头探出来，亮晶晶的一小截。我把两段断裂的塑料茬口对齐、压紧，铜丝在里面起着骨骼般的作用。然后缠上新的黑色绝缘胶带，一圈，两圈，三圈，不多不少，刚好盖住伤痕。

 眼镜修好了。架在鼻梁上，稳稳的。世界不再晃荡，每一道轮廓都清晰、锋利、不容置疑。窗外的槐树叶子绿得发黑，叶脉一根一根的，像掌心的纹路。

 我对着穿衣镜端详自己。镜子里的人戴着修好的眼镜，神色平静。他有一双过于专注的眼睛，眼白上爬着淡红的血丝。我看着那双眼睛，忽然想起，眼睛其实也是可以取出来的。用食指和中指，像夹出两粒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葡萄。后面连着视神经，白白细细的，像水煮过的粉丝。

 这个念头来得很自然，像在衣柜里发现一件旧衣服，哦，原来你在这儿。

 晚餐我煎了一块牛排。平底锅烧得滚热，牛排放进去，“滋啦”一声，边缘立刻焦黄卷起。我拿锅铲压了压，血水从肉的纹理间渗出来，又迅速被高温收干。翻面，另一面也煎出漂亮的网格纹。装盘，撒一点海盐和黑胡椒。

 切牛排的时候，刀刃陷进肉里，有轻微的阻碍感，然后是顺畅的分离。肉汁溢出来，粉红色的。我把一小块送进嘴里，外焦里嫩，牙齿咬开纤维的触感很清晰。咀嚼。吞咽。食物顺着食管滑下去，经过胸膛正中，落进胃里。

  胃。我想。它就在皮肤下面大约两寸的地方，左边偏上。平时摸不到，但吃得太饱时会鼓出来，硬硬的一团。它长得像个扁扁的豆荚，颜色是那种不健康的灰粉。里面装着我刚才吃下去的牛排，此刻正在被胃酸浸泡、溶解、磨碎。

  我把盘子洗干净，放回碗架。厨房的窗户没关，晚风吹进来，带着楼下垃圾桶的酸腐气。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了，橘黄色的，方方正正的小格子。有人在看电视，荧光蓝幽幽地闪。有人家在吵架，声音闷闷的，隔着玻璃和空气，听不清内容，只觉得嗡嗡的，像一群困在罐头里的苍蝇。

 夜里下雨了。雨点打在空调外机的铁皮上，“嗒，嗒，嗒”，节奏散漫，像个心不在焉的鼓手。我躺在床上，听见雨水顺着落水管往下淌，“咕噜咕噜”的，那是整栋楼在消化今天的雨水。我的胃也在消化今天的牛排。消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分解。把完整的拆成零碎的，把肉拆成氨基酸，把牛排拆成我的一部分。

 第二天是周六。上午我去菜市场，买了半斤猪肝、两根筒子骨。卖肉的张师傅剁骨头的时候，刀起刀落，砧板震得“咚咚”响。碎骨头渣子溅出来，白的，硬的。

“今天炖汤啊？”张师傅问我，围裙上全是血点子，深褐色的，新的盖住旧的。

 “嗯，补补。”我说。

 回家把筒子骨焯水，撇去浮沫，换了清水，加姜片、葱结，小火慢炖。汤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地滚着，水汽把厨房玻璃熏得雾蒙蒙的。猪肝切成薄片，拿黄酒和淀粉抓了，等汤炖白了再下锅，滚一滚就捞起来，嫩，滑，带着脏器特有的、微微的铁锈味。

 我端着汤碗坐在阳台上喝。太阳很好，暖洋洋的，晒得人后背发烫。楼下有小孩在哭，尖着嗓子嚎，他妈在哄，声音里压着火。远处有工地在施工，“哐当，哐当”，打桩机把钢柱一下一下往地里砸。这个世界充满了声音，填塞耳朵，填塞脑子，填塞每一个缝隙。

 喝完汤，我把碗洗了。手指插进碗口，转一圈，油腻滑走，露出光洁的瓷面。我的手指又细又长，骨节分明。我看着这双手，想着它们其实也是可以拆开的。腕关节是个球窝结构，像万向节。肘关节是铰链结构，只能前后弯。肩关节最灵活，可以三百六十度转，里面衬着光滑的软骨，蓝白色的，像雨后的釉面瓷砖。

 下午我开始整理工具箱。扳手、钳子、螺丝刀，按大小排好。还有一小瓶缝纫机油，用来润滑。一卷棉线，白粗棉，纳鞋底用的那种。一根大号缝衣针，针鼻子很大，能穿过粗线。剪刀要磨一磨。我在磨刀石上“嚓嚓”地推着剪刀刃，金属摩擦的声音细而长，像蝉在叫。磨好了，拿手指肚试了试，凉，滑，锋利，血在疼痛之前渗出。

 第三天是周日。我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外面雾大，对面楼只看得见一个模糊的轮廓。我给自己煮了壶咖啡，黑咖啡，不加糖。滚烫的液体灌进喉咙，苦味从舌根漫上来。咖啡因顺着血管流遍全身，心跳快了一点，噗通，噗通，泵得有力。

 我用的是那把修眼镜的小螺丝刀。在台灯的光里，我先解开衬衫扣子，露出胸膛。皮肤是苍白的，肋骨一根根凸出来，像钢琴的白键。我拿手指从锁骨往下按，数肋骨。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一直到第十二根。它们保护着下面的东西，一个不漏。

 螺丝刀抵住胸骨正中，那里有一个微微的凹陷。我顺时针旋转，像拧开一个瓶盖。“咔”的一声轻响，皮肤裂开一道缝。没有血。我放下螺丝刀，换用镊子，夹住裂缝的边缘，小心地往两边揭。皮肤像一件连体衣，从正中拉开拉链。

 里面是另一个世界。肋骨整齐地排列着，白的，硬的，每一根都打磨得很光滑。它们不是长在一起的，而是用细小的关节连接，像一套精密的拼装玩具。我握住第三根肋骨的两端，轻轻一拔，“嗒”，它脱离了，握在手心，温热的，沉甸甸的。我把它们一根一根拆下来，排成一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肋骨后面是心脏。它还在跳，不紧不慢的，像一个勤恳的钟摆。暗红色的肌肉一收一缩，表面覆着亮晶晶的薄膜。我伸出手，指尖碰到它，温热的，微微颤动。它很乖，没有躲。我把手指穿过冠状动脉下面，像拎起一个扎了绳子的包裹，轻轻一提。

 心脏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它在我手心里继续跳了几下，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停下来了。像一块电池耗尽了最后一点电。我把它放在白瓷盘里，它安静地躺着，不再动了，成了一个纯粹的物件。

然后是肺。两片，粉红色的，像一大块海绵。拿在手里很轻，里面还有很多空气，按下去会“噗嗤”响。我把它托在掌心端详了一会儿，想着它曾经帮我呼吸了三十七年。接下来是胃，扁豆荚，里面是空的，早上喝的咖啡已经被吸收，只剩下一点点棕色的残液。肠子很长，纠缠在一起，我解开它们，像理一团被猫弄乱的毛线，一节一节，捋顺了，盘好。肝脏沉甸甸的，暗红色，表面光滑，边缘锐利，像一个不规则的盾牌。脾脏小小的，紫褐色，躲在胃的后面。

 所有脏器都在白瓷盘里。满满一盘，挤挤挨挨的，像菜市场收摊时的杂货。我把它们端到厨房水槽边，打开水龙头，冷水冲下来。我用手轻轻揉搓它们，洗去上面附着的薄薄一层血丝和粘液。水流带走了温度，它们变得凉了，滑了，像刚出水的鱼。我拿厨房纸巾把它们一个一个擦干，吸去多余的水分。

 空腔里只剩下骨骼了。脊柱是主梁，一节一节连着的，像一个精密的万向轴。我把手伸进腹腔，摸到腰椎，螺丝刀抵住关节间的缝隙，一颗一颗松开。脊椎骨散开来，“哗啦”一声，落了一小堆在盘子里。四肢的骨骼处理起来更花时间。大臂、小臂、大腿、小腿，每一根都有一端是球头，一端是窝槽，正好可以嵌合。我拆下它们，按左右上下分好，用砂纸把关节处的毛刺打磨光滑。手指的骨头最小，二十八节，像一串小小的珍珠，我小心地一个个拧开，排好。

 颅骨最后处理。我用螺丝刀沿着发际线走了一圈，找到隐藏的接缝，松开卡扣。“嗒”的一声轻响，颅骨盖子揭开了。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光滑的内壁反射着台灯的黄光。我把下颌骨也拆下来，这样整副颅骨就可以分成两半。

 躯干空了。皮肤和肌肉是连在一起的，一整张皮囊，软的，有弹性，现在被翻过来，里面朝外，像一个空空的口袋。我把它拿到浴室，用温水加沐浴露洗了，冲干净，拧干，搭在椅背上晾着。它滴着水，在椅背上垂下来，两条袖子晃荡晃荡的，像一件刚洗好的真丝衬衫。

 现在我面前摆着一堆零件。骨头、器官、皮肤、筋腱，按类别分好，每一个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工具箱里的东西派上了用场：扳手用来拧紧关节螺帽，钳子用来弯折金属丝，缝衣针穿上粗白棉线，准备缝合。

 组装开始。我先搭骨架。脊椎骨一节一节穿在铜芯线上，像穿一串大号的珠子。铜芯线从尾椎一直穿到颈椎，两端留出接头，用来连接颅底和骨盆。肋骨重新排列，用细铜丝固定在胸椎两侧，间距均匀，像栅栏。四肢的长骨用关节螺帽连接，球头嵌进窝槽，“咔”一声，严丝合缝。我转动一下大臂，灵活，没有滞涩感。手指的骨节最小，我用镊子夹着，一个一个拼起来，再拿棉线缠紧关节，增加摩擦，免得松散。

 骨架搭好了，一个白色的人形坐在椅子上。我在它身上涂抹缝纫机油，细细地抹遍每一处关节。油渗进骨缝里，骨头变得润泽，反着光。

 接着填充脏器。我把洗干净的心脏放回胸腔正中的位置，用棉线把主动脉和腔静脉系在骨架上。肺挂在心脏两边，气管插进颈椎的孔洞里。胃、肝、脾、胰按解剖图的位置放好，用棉线固定。肠子重新盘回腹腔，一圈一圈，我理得很顺，不让它们打结。

 最后是皮囊。它已经干了，柔软的，带着洗衣液的淡香。我从下往上套，像穿一条紧身连体裤。脚趾套进脚趾，手指套进手指，头套进头颅。皮肤贴紧骨架和脏器，所有的凸起和凹陷都吻合了，像定做的沙发套。我沿着后背正中的开口缝合，缝衣针穿过皮肤，“噗”一声，又“噗”一声，棉线拉紧，把裂缝合拢。针脚很密，很匀，是我小时候跟母亲学的纳鞋底的手艺。

 缝到后颈的时候，我停下来，看了看台灯。灯还亮着，光晕暖黄。我往针孔里穿了最后一段线，把后脑勺的开口也缝上了。线头打结，用剪刀剪断。完工。

 我后退两步，端详椅子里的人形。它现在是完整的了，皮肤闭合，五官端正，闭着眼睛，神态安详，像睡着了一样。我伸出手，摸了摸它的脸。凉的，软的，有弹性。指尖碰到它的眼皮，薄薄的皮肤下面是空的——眼珠是最后装进去的，两颗玻璃珠，我从旧玩具上拆下来的，棕色的，安在眼眶里，半透明的，看得到后面白色的骨质。

 我把它从椅子上扶起来，让它站着。它站不稳，往一边歪。我调整了一下膝盖关节的松紧，又拧了拧脚踝的螺帽。再站，稳了。它直立着，像一个服装店里的模特。

 然后它睁开了眼睛。玻璃珠转了转，看了看我。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说话。

 “别急，”我说，“还差一点。”

 我回到工具箱前，翻出那个旧玩具剩下的零件。手臂是最后组装的，需要一对更灵活的肩关节。我从抽屉里找到两个黑色的小东西，是木偶的关节球，大小正好。我拧下人形原有的肩关节，换上了新的。“咔嗒”，“咔嗒”，两声脆响，它活动了一下肩膀，转了转手臂，动作流畅了许多。

 我又找出一顶旧帽子，是曾祖父留下的呢礼帽，灰色的，帽檐有一圈暗红缎带，虽然旧了，但很挺括。我把帽子戴在人形头上，不大不小，刚刚好。它抬手扶了扶帽檐，姿势优雅。

 “行了。”我说。

 它看着我。嘴角的弧度大了一点，像是在笑。然后它发出声音，很轻，像砂纸摩擦木头：“谢谢。”

 我点点头。

 “我能走了吗？”它问。

 “门在那边。”

 它转过身，往门口走去。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很稳。它的背影穿着我的旧衬衫和旧西裤，戴着我曾祖父的旧帽子，拄着不知道哪来的旧手杖，看起来像一个要去赴约的老派绅士。

 它伸手拧开了门把手。

 我坐在椅子里，看着它走出去。门在它身后合上了，锁舌“嗒”地跳进锁孔。拖鞋还摆在我脚边，一双灰蓝色的绒布拖鞋，左脚的鞋头磨薄了，露出里面的棉。

 窗外起了风，槐树的叶子翻涌着，露出灰白的背面。远处工地的打桩声停了，楼下小孩的哭声也停了。整栋楼很安静，只有我的呼吸，一进一出，像风箱在慢慢拉。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胸骨正中的缝线还在，密密的，匀匀的，和我缝那个玩偶用的一样的针法。线是白粗棉线，打着一个结，在手够得到的地方。

 我想了一会儿，伸手摸到那个线头，轻轻一拉。